中评社北京11月28日电／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关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在当前的中国人口发展格局中，以人口高频率、大规模流动为标志的“迁徙中国”形态已是最为重要的特点之一。准确把握人口流动治理体系的发展脉络，明晰当前治理体系在人口流动问题上存在的利弊，对于后续深化人口流动领域的关键性改革，进而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释放改革红利都有着重大意义。
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成为城镇人口主体构成
人口流动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主要动力之一，“迁徙中国”形态同时也意味着“城镇中国”的形态。2020年，在3.76亿流动人口中，流向城镇的人口规模为3.3亿人，占比高达近88.1%。大规模的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城镇地区的流动人口能见度越来越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在我国城镇人口中，流动人口能见度已经达到了36.8%，相较于2010年的28.0%上升了8.8个百分点。流动人口能见度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城镇地区的较大幅度上升，充分说明了流动人口已经开始成为城镇地区人口的主要构成之一。同时，镇的流动人口能见度上升也反映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就近流动到距离户籍地较近的镇上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实现途径之一，这也需要我们在关注城市流动人口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县域、小镇也是流动人口的重要活动场域。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发展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的西部省份，流动人口在城镇地区均呈现出较高的能见度，这种两边高的现象既印证了人口流动受经济发展影响而呈现出的空间聚集性，同时也说明，在城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人口流动可以作为城镇化水平后来居上的关键力量。
目前城镇地区流动人口能见度不断提高，甚至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过半城镇人口是流动人口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大量居于城镇的人口虽完成了空间上的变化，但是仍然没有完成户籍身份上的转换。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现今情况下，当流动人口成为城镇人口的主体，就必然意味各级政府在进行具体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时，需要从基于户籍人口的考量迅速转变到基于包含流动人口的常住人口上来，这样才能真正使得城镇中的人口获得普惠的社会保障、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
流动人口升级转型，人口质量红利显现
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占比在2010—2015年期间皆出现下降，特别是在2022年，我国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数量红利式微乃至逐渐消失已是既定的趋势，如何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成为各界更为关注的议题。
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在受教育情况以及就业状况上呈现出明显的升级转型特征，成为释放我国人口质量红利的有利因素。一方面，从受教育情况来看，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的5.6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升级也体现在流动人口的就业转变上。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流动人口的就业实现了从生产到服务的转变。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流动人口中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占比达到了41.9%，是所有职业类型中占比最高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就业层次也在不断提升，2010—2020年间，流动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的占比从8.2%上升到了13.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也从5.5%上升到了8.2%。流动人口自身教育和就业情况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源禀赋正在不断提升，这也意味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不只是过去数量视角下的劳动力，而已经成为流动的人才储蓄池。
流动人口自身完成人力资源禀赋的升级转型，必然也意味着对生活、工作品质有更高的要求，而不仅仅限于劳动报酬提高。因而，若要充分激发流动人口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必然要求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流动人口能够在市场充分就业、合理就业，能够顺利在城市落户和定居。只有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才能最终将蕴于其中的人口质量红利释放，形成我国经济繁荣发展的持续活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