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由初期的‘保护NHS’变为‘留在家—保护NHS’，尽管比较晚但还是抓住了疫情向疫灾转变的最后关键点。这由此保证了英国NHS系统有惊无险地安然度过预估中的4月高峰。没有发生、看来也将不太可能发生类似意、西、美等国严重的医疗崩塌局面。按照英国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4月8日对英国疫情发展的模型预测，英国需要102000张病床，5月1日前死亡人数最高将至138000。考虑到诸多新因素后IHME4月14日新预测，将两个数字分别下调至34318和5万，并预测4月17日是单日死亡最高峰值。然而直到现在正在展示的客观事实是：感染率与死亡率的最高点至今保持在了4月10日。为迎战高峰，政府在伦敦、伯明翰、曼城等七个中心城市建立的临时医院基本处于备用状态。即使重灾区伦敦住院率也在下降中。全英最大临时医院伦敦ExCel centreExtel“基本上是空的”。这份成绩单应是英国政府全面抗疫战略策略取得重大成效的最好说明。无论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还是NHS负责人，无一不明确将这个功劳归结为‘疏离和限足的好处’。代理首相拉布总结为‘我们采取的措施已经成功地减缓 了新冠的传播。’
第四：英国由坚持政府和NHS的有限抗疫，最终迈入所有民众被动员参与的全面抗疫战，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相比此时期疫情上行的速度及邻国政府的反应速度，英国政府的反应是迟钝缓慢的。正是这种迟钝让英国很快付出了感染率、重症率、死亡率连续攀升的代价。这个代价，既铸就了3月16日之后至今，英国政府以控抗疫的巨大压力、动力、及疫情趋缓时的坚持力，也造成了实现和坚持全民抗疫的现实基础。换言之，不达到这样的严重，不足以作如此成功的全民发动。
探究英国政府四月之前抗疫得失的背景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作为欧美列国抗疫总篇章的一部分，英国有其独特国情、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的约束，有经验主义传统思维下对最低成本、最小影响的执着算计，有欧美邻国的影响，有对疫毒规律的再认知，有对中国抗疫经验和教训在不同情势下的总结。这些决定了英国从主流专家学者到执政者坚守群体免疫理论的必然，决定了英国抗疫从以放任为特征的有限抗疫进入以锁定为特征的全民抗疫的艰难。当然，也将决定疫情趋缓 时英国走出锁定的艰难与谨慎。
英国全面抗疫政策的趋向
英国向全民抗疫的演变进程，预示了这个以关停、限足、疏离为要素的全民抗疫政策的时效和趋向。作为群体免疫理论对现实暂时妥协的产物，它必然只是延迟阶段高峰期的减缓政策，而非整个延迟期的减缓政策。一旦疫情冲过重症率、死亡率的高峰，或感染率接近或超过群体免疫的目标，或疫战陷入迟迟看不到尽头的持久状态时，就必将是它退出抗疫主场时。4月中旬后开始展现的客观现实正在证明这一点。感染率与死亡率名列第五的灾难、科研上对冠毒依然无法完全认知的茫然，只是让主流专家学者更认定群体免疫理论的科学与现实。牛津大学科研团队早已推演出英国已达群体免疫比率的结论。帝国理工流行病模型教授、政府高级顾问之一格雷厄姆•麦德利坚称：唯一可行方式，就是让人们感染，变得不再脆弱。封锁没解决任何问题，只是阻止了疫毒的短期传播，代价是把整个国家“逼到了墙角”， 带来比病毒更严重的负面影响。4月中旬后全民抗疫的有限成功，更让解除锁定获得商家及在野党的呼应。新任工党领袖凯尔•史塔默爵士一直在呼吁政府开始实施“退出战略”。
在延迟阶段高峰后退出锁定，是合乎英国坚守的群体免疫理论的必然逻辑选择。很多迹象显示英国已悄然步入解封进行时。举目望世界，似乎没有哪个国家领导人不急着返还正常经济轨道，因为经济是决定政府政治生命的根本。英国政府在限足令颁布的3月23日就已保留了政策弹回的按纽。即每三周会重新评估政策的可行性。4月24日，一个以让关键岗位工作者安全复工为目的政府抗体检测项目正式启动。一千万多万NHS和社会护理人员、老师、警察、运输等八大系统关键工作者及其家庭成员有资格接受优先测试。一旦自已和家庭成员测试呈阴性，即可重新上班。日检测量按计划将达到10万人。与此相应4月27 日，卫生部长汉考克宣布了英格兰逐步重启暂停的医疗服务的计划，31日起首先从“最紧急”的医疗，如癌症护理恢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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