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日韩战略性接近：动因、态势及其限度” 作者：孙家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摘要】美国为在东亚谋求战略优势，调动盟友力量在多条战线综合开展对华制衡。在美日韩战略需求的推动下，日韩首脑互访重启“穿梭外交”，三边首脑多次会晤，开启了两国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日韩战略性接近与美遏华战略形成共振，对华政策消极性增加。长期来看，日韩关系前景仍面临历史和解、战略需求和实力对比等挑战。本轮日韩关系改善动力主要源于战略需求层面，战略性接近幷非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深度和解，日韩双边关系内生的局限性无法破解，“积极合作”难以通往“深度结盟”。美日韩三边关系在持续影响东亚安全环境及国际格局演变同时也面临着包括牵连风险、承诺难题以及利益分歧的发展困境。
自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后，作为美国重构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一环，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斡旋下得以修复。日本从1951年起与韩国开始了旨在建立正常邦交关系的日韩会谈，但李承晚政权时期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致使日韩关系难以修复。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外交层面积极向日本释放善意。1965年日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韩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时代。日韩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虽有一定的缓和与改善迹象，但仍存在结构性矛盾。围绕历史问题、经贸摩擦、领土争端等矛盾未能有效解决，两国关系波荡起伏、陷入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无论是1998年金大中和小渊惠三面向21世纪的共同宣言，亦或是2015年朴槿惠和安倍晋三围绕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上一阶段的关系缓和无法为下一阶段的彻底和解提供基础。特别是文在寅执政5年期间，日韩两国关系逐渐走低。
在日韩关系的低谷期，美国也面临着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体系布局中的两个重要支柱，美国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美国致力于实现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是稳定持续的，但与之相比日韩关系波折起伏，严重影响了其在亚太的战略安排。因此，对于美国而言，本次日韩战略性接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前在美国加强遏华背景下，为寻求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占据有利位置，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推动下得以修复。与日本接近成为韩国谋求影响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环，这也得到了日本的积极回应，两国加快关系调整步伐，双方战略性接近态势愈发明显。除美国因素外，在日韩自身战略需求的推动下，两国关系迎来较大改善。就日韩关系改善的历史而言，总体存在二战后的“恢复和平”、面向21世纪的“积极合作”以及未来潜在的“深度和解”三种态势，但日韩关系本轮改善仍停留在“积极合作”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战略性”，是两国基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战略需求的战略层面接近，这种“战略性”接近幷非两国“实质性”的深度和解或结盟，是基于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下的妥协。
一、战略性接近的内外动因
本轮日韩关系改善，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在中美博弈和俄乌冲突叠加影响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日韩不断调整双边关系，追随美国对华战略制衡。就内部因素而言，源于日韩为发展军备增强国家实力自身战略转型需求下的驱动，但日韩追求增强国家实力呈常态化态势，是长期且持续的。因而，本轮日韩接近的外部因素大于内部因素，导致两国关系改善停留在战略性接近层面。
（一）俄乌冲突：助推日韩战略转型
自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升级幷进入战略僵持期，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欧洲，对东亚安全格局也产生重要影响。美国藉势俄乌冲突更加积极推行针对中国的“印太战略”，谋求对华制衡幷遏制中国崛起；日本把冲突视为国际战略博弈的重要契机，力图加速战略转型，撬动战后国际秩序。俄乌冲突不久后岸田文雄于2022年5月访问英国时声称“今天乌克兰就是明日的东亚”①。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追随欧美国家加入对俄制裁行列，中美战略竞争与俄乌冲突一道促使美日韩进一步强化安全合作，三国多次在韩国东部海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随着俄乌冲突朝着长期化方向发展，亚太集团对抗的倾向增强。日韩两国“战略性借用”俄乌冲突实现自身战略转型：一是强化自身安全军事实力与国际战略行为能力；二是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框架下的军事合作与战略协同；三是强化所谓民主国家志同道合者联盟，构建广域盟伴网络，日韩联手美国在亚太打造所谓的“美日韩”和“中朝俄”的阵营对立态势。2023年3月，岸田文雄突访乌克兰，成为日本二战后首位出访在战事与冲突中国家的首相。2023年5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期间，尹锡悦同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承诺迅速援助乌克兰必需的扫雷装备、救护车等物资，日韩对乌克兰示好姿态明显。
（二）美国因素：利用日韩介入亚太事务
二战后美国始终试图主导亚太安全秩序，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都是在1950年代冷战开始之际建立，1951年的美日安保条约和1953年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都是美国构建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作为影响日韩关系的关键第三方，美国为日韩战略性接近创造了外部条件。2021年拜登上台后，对特朗普的政策做出了某些调整，强化对盟友的拉拢力度，在军事安全领域组建美英澳（AUKUS）三边伙伴关系，在情报领域完善“五眼联盟”，升级四边机制（QUAD），依靠建立小多边体系加大遏华力度。
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为保持对亚太盟友的领导力和战略信誉，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决心把亚太作为制衡中国的主战场，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战略竞争。日韩在地区安全和战略博弈中得到了美国更多的鼓励和授权，三边安全关系呈升温趋势。2023年美日韩在距离独岛（日本称“竹岛”）150公里以外的海域共同开展了针对朝鲜的反潜联演，这也是三国时隔5年再次举行以反潜为主题的联合军事演习。②在意识形态领域，2023年3月，所谓第三届“民主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美国之所以选择韩国作为第三届峰会主办国意图明显，当前国际局势不仅促进了日韩合作，还促使美国通过加强双边、三边安全合作来介入东亚事务。
（三）朝核因素：日韩对彼此战略需求提升
朝核问题始终是影响日韩关系的关键因素，1998年8月朝鲜试射大浦洞1号导弹，飞越日本领空，使日本深感威胁。该事件成为日韩关系第一轮改善的重要契机，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邀请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两国关系开启了新局面。当前半岛安全局势向复杂化发展，日韩对彼此的战略需求因此而提升。在美朝核谈、朝韩对话中断和朝鲜被日益孤立的三重困境之下，朝鲜半岛的安全战略形势、和平进程变数增加。日韩国内普遍认为，朝鲜核试验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美韩发布《华盛顿宣言》缓解韩国内不安情绪，由此创设全新的协商机制“核咨商小组”（NCG），在韩国持续承诺不自主研发核武器的条件下，美国加强对其提供延伸威慑的力度。③
尹锡悦上台后改变了文在寅政府追求构筑繁荣统一的朝鲜半岛政策，岸田政府则延续安倍路线，将朝鲜塑造成为加强军备以应对“外部威胁”的工具。所谓“朝鲜威胁”成为美国在亚太制衡中俄的藉口，为日韩在美国协助下构建本国的导弹防御体系提供了机会。美日韩就应对朝鲜形成统一步调，于2022年5月发布三国外长声明，强调安全合作及对朝威慑、持续推动朝鲜问题国际化。④朝鲜受到来自美日韩的军事压力越大，就越难以弃核，朝核局势对美日韩安全合作的助推作用明显。
（四）日本因素：配合美国遏华战略
冷战后，日美同盟不断扩大适用范围，日美同盟从最初的专守防卫扩大到“周边事态”，再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国始终是日美同盟调整中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日本“综合战略活跃度”空前提升，岸田内阁上台后，日本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支持拜登政府强化“印太”战略存在及对华竞争态势。日本不断将“美日+”合作模式从东北亚扩展至其他地区。日本于2022年底通过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顿计划》新安保三文件，将中国定义为“迄今为止最大战略挑战”。2023年6月，日美举行防务磋商，宣称将与美韩等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⑤岸田内阁为巩固与美同盟、争取美方支持，将自身纳入美国制华战略轨道的同时向韩国释放积极信号。
日本积极参与中美围绕外交和安全、经济和技术、价值和规范的竞争，幷强调通过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加强同韩国合作改变这一局面。日本与北约积极强化防务合作，扩大与其在情报共享、联合演训、装备联合研发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日本与北约将在网络防御等领域深化合作关系，幷计划在东京开设联络处。⑥支持北约的亚太化，与其携手干预地区安全事务。
（五）尹锡悦执政：战略平衡转向亲美保守
日韩最高决策者在推动两国政府层面的战略性接近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二十世纪以来，韩国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平衡，外交政策长期保持“战略模糊”态势，虽然奉行亲美的外交政策符合保守派的政治诉求，但尹锡悦政权却带有更加浓厚的亲美色彩。2022年5月10日，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在第20届韩国总统竞选中当选。早在选举期间，尹锡悦外交团队便提出美日韩三边合作格局不能因历史等问题受阻。尹锡悦表示会走“亲美”路线，包括在军事安全方面继续与美国紧密合作。尹锡悦曾表示，不需要被不在韩国追加部署萨德、不参加美国导弹防御网、不缔结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的“三不”承诺所束缚。胜选后，尹锡悦政府把美国视为重要的盟友和伙伴。对日政策方面，尹锡悦与岸田文雄在电话会谈中就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
尹锡悦将韩国定位为“全球中枢国家”，主张对外战略要更具全球视野，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2022年12月28日，韩国政府公布了韩国版“印太”战略，这一新战略主张摆脱以往重视韩朝关系、聚焦半岛问题的外交政策，呼吁韩国作为“全球中枢国家”发挥新的地区作用。尹锡悦政府主张以大胆的外交和强有力的安保为基础，继续深化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将合作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以应对更多的地区和全球挑战。
二、战略性接近的总体态势
日韩双方在首脑会谈前就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条件，两国外交部门以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为由推动恢复安全对话，幷围绕“慰安妇”“强征劳工”等历史问题、日本对韩出口管制等经贸问题进行预先磋商，达成初步解决方案。尹锡悦认为“必须切断韩日对立的恶性循环”⑦。岸田亦表示将积极推动改善日韩关系。在改善两国关系上，日韩均持积极态度。日韩从过去以所谓朝鲜威胁为焦点的合作，升级为构建整个“印太地区”自由与和平的“泛地区合作机制”，合作领域将不局限于安全领域，还涵盖经济、尖端技术和人员交流等方面。
（一）首脑“穿梭外交”和各层级对话机制形成
日韩首脑“穿梭外交”最初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卢武铉于2004年共同商定，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中断，2008年韩国总统李明博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一度恢复，因历史和领土问题再度中断。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和李明博再度恢复，但因领土问题中断12年之久。本次日韩重启首脑“穿梭外交”，实现了互访。2023年3月16至17日，尹锡悦访日与岸田文雄会谈，开启了日韩战略性接近的新局面。仅时隔50余天，5月7日至8日，岸田文雄访韩。⑧上次以“穿梭外交”形式访韩则是野田佳彦2011年10月的出访。岸田邀请尹锡悦出席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的扩大会议。另外，日韩宣布将重启两国财政、贸易、科技等部门的部长级会谈，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与敏感问题进行磋商。两国同意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双边及三边安全合作加强遏制力和应对力。首脑会谈决定在推行韩国“自由、繁荣、和平的印太战略”和日本“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战略”的过程中保持密切合作与沟通。⑨在首脑“穿梭外交”的牵引下，日韩双边对话机制有望全面恢复，战略沟通状况有所改善。广岛峰会期间，岸田文雄与尹锡悦、拜登举行三国首脑会谈。日韩与美国对华制衡战略形成更强策应、联动的新高度，两国倾向于联手应对“外部威胁”，减少摩擦，增加合作。在拜登的推动下美日韩三国合作机制逐渐形成，2023年8月18日在美国戴维营举行三国首脑会议上签署《戴维营精神：日韩美联合声明》《戴维营原则》《协商约定》三份文件，组建由三国参与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⑩美国藉势开展战略外交，力图实现三边结盟，推动北约介入东亚事务。
（二）以“朝鲜威胁”为由重启军事安全合作
日韩安全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方面，具有高度敏感性。日韩在首脑会谈上谴责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强调“更紧密开展安全合作”幷强化美日韩安全合作。安全对话方面，日韩明确重启中断5年的部长级安全对话，幷重启副外长级战略对话，修复外交与防务部门间政策协调。另外，两国决定恢复实施2019年中断的《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以朝鲜半岛为重点的军事情报共享。日韩还决定在此前联合举行反潜演习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反导反潜、海上救助联合演习，幷改善两国海军因2018年“火控雷达照射事件”⑪恶化的关系。2023年4月，日美韩实施三国海上联合演训。日本海上自卫队“爱宕”号和美韩两国海军的驱逐舰参加了此次演习，训练设定了朝鲜弹道导弹瞄准的模拟目标，确认了日美韩展开探测、追踪和情报共享的流程。同一天，日韩2+2司局级外交安全对话时隔5年重启，双方就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安全局势、两国安全政策合作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合力应对朝核问题等事宜交换意见。同年10月，以涉朝问题的日韩副外长级战略对话时隔9年重启，双方就朝鲜在军事上与俄罗斯加强关系交换意见。⑫以应对朝鲜“安全威胁”为名的日韩军事合作成为驱动两国战略性接近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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