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化理论”的典范
依照孔恩的理论，科学社群（scientific community）是指在某一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探索目标大致相同的科学工作者。在常态科学阶段，科学社群通常会信仰同一个典范，接受同样的教育，拥有共同的语言，运用同样的方法，探索共同的目标。科学社群是连接个别科学家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桥梁。科学家个别的发现，必须经过科学社群才能与其他社会团体产生互动。这也是常态科学时期科学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学者要加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必须从研究其典范入手。他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这套共有的典范为基础，信守同样的研究规则及标准程序。这种信守的态度以及因而产生的共识，是常态科学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任何科学研究的领域，都必须产生研究典范，才能从事进一步的研究，这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趋于成熟。
在哈佛思索他个人去留问题的时候，余英时必然已经注意到：哈佛大学的科学社群正在努力建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研究典范。他们用二分法，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美国是全世界“现代化”的领头羊，全世界文化变迁的大方向就是“现代化”，由他们的文化传统，朝美国的方向转变。
当时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英克勒斯(Alex Inkeles,1920-2012)可以说是为“现代化理论”树立“典范”的巨人。他还设计出一种“个人现代性量表”(individual modernity scale)，广为非西方国家所采用，我在台湾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念书时，在杨国枢教授指导下所完成的硕士论文〈个人现代性程度与社会取向强弱〉，都采用了他所创立的研究“典范”。
英克勒斯精通俄文，二次大战期间，他曾经为美国情报单位工作，任务就是解读苏联出版品及广播中的重要讯息。在冷战时期，英克勒斯本人的研究主题却是苏联的社会变迁。他本人的著作也大多与此有关。建构“现代化理论”，并不完全是出自学术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配合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
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的背景也类似于此。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1941年，他被美国情报协调局征召，担任情报研究及分析工作；1942至1943年间，他以战略情报局官员的身分，兼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并于1955年成立主持“东亚问题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