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龚忠武的反战同学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学报(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和“哈佛校报”(the Harvard Crimson)上，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尔(Ezra F. Vogel)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
1968年10月间，辩论的焦点，是质问费正清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根本违反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且可以从中央情报局获得机密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祇是幌子，“中国学”骨子里祇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是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如此而已！
龚忠武说，当他知道这些事实，他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孔恩说得很清楚，常态科学时期的所谓“检验”，并不是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更确切地说，此种“检验”，受检验的是个别的科学家，而不是现行的理论。常态科学的目标在于解决谜题，而谜题之所以被认为是谜题，是科学家们接受了典范的缘故。所以解不开谜的罪过是由科学家来承担，而不在于理论。龚忠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陷入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表示他已经没办法在“哈佛帮”的“典范”之下，从事“解决谜题”的活动，必须自行承担“解不开谜题的罪过”！
在那个年代，余英时选择的道路正好跟龚忠武相反。孔恩的理论“常态科学”让他瞭解：科学家的认识过程，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属之科学社群中的认识过程。科学社群中的学者，具有共同的训练与经验；他们是工作者，也是评价者；同时也是同行专业成就的裁决者。科学社群的成员必须通过典范的作用，才能看到同一个“世界”，并找到同一种问题解决方式。由于典范具有统一科学社群的定向作用，在常规科学阶段，它能保证整个科学社群都遵从同一个典范的指导。因此，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对于问题的解答，是向科学社群里的同侪提出的，而不是向社会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余英时在1970-1976年间，以〈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为中心，建构出他的整套理论，这套理论巩固了“哈佛帮”的“典范”，也使他自己成为“哈佛帮”的一个重要成员。尽管1979年胡秋原已经以两万字的长文指出其论述的严重破绽，但在“哈佛帮”的权威笼罩下，对余院士“史学泰斗”、“思想史大师”的地位，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