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陷入结构性危机
黄伟豪担心香港现有政治人才是否足以配备一个有效管治的民主政府。其实，环顾全球，即使拥有丰富政治人才的美国、欧盟和日本，今天，其政治体制亦即香港反对派和不少人士心向往之的民主政制，都已陷入结构性危机。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2011年7月30日至8月5日第400卷第8744期以《转向日本人――债务、违约和西方新政治瘫痪》为封面专题，指出∶从日本到欧洲到美国，政党及政客们以争取选票上台执政为首要目标，不可能为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制订并推行具远见卓识的政策，导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引发金融经济社会等结构性危机；又同样因为以选票和执政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无法对解决结构性问题、克服结构性危机制订并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经济学人》周刊2013年1月5日至11日第406卷第8817期又以《美国转向欧洲人──破裂的制度、卑鄙的交易且看不到出路》为封面专题，分析了当前美国、欧盟政治体制运作相似的问题。一是政策只能“打补丁”，二是利益小集团的影响太大，三是政客们不能兑现对选民的承诺。欧盟和欧元集团的政党和政治领袖们对待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及相关结构性问题是如此，美国两党对待美国国债及相关结构性问题亦如此。
履行竞选承诺更重要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社会关注政治人物的诚信，但是，将太多注意力投向政治人物在家庭婚姻、住宅僭建等事情上所反映的个人操守，没有给予政治人物是否或能否履行竞选承诺以足够重视。事实是，政治领袖个人品行固然重要，相比较，是否或能否履行竞选承诺更重要。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社会开始注意“大利益集团”譬如所谓“地产霸权”（按∶笔者只是借用这一称谓，但不同意）对于香港经济政治社会的太大影响，但是，没有深入分析“大利益集团”内部的细分，以及其他目前看来不大的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并对特区政府管治施政产生影响。
从第四任行政长官竞选以来，香港社会人心思变，以至强调“变”的一方在竞选过程中后来居上，但是，对“变”的性质和困难，以及任何可能组成的管治班子团队的能力，均缺乏应有的认识。梁振英在当选前后，尤其就职以后民意支持度明显落差，在颇大程度上与之相关。
诚然，梁振英及管治班子不能因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香港政治存在结构性缺失而懈怠管治施政。香港社会则必须深思，在存在上述各种明显缺失的条件下，选择怎样的政改路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