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经关联性增强下的亚洲局势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白人精英丧失了二战后主政者那一代人的战略远见和政治能力，目前在国内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仅没有办法弥合政治对立，还有可能冲击民主制度。其主要原因是，收入的分配出了大问题。以往，在收入分配问题不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是相对分离的，美国精英通过国内的一套制度安排，便可以稳定工人阶层，不用分心时常考虑国内民众的需求，专心致力于在海外进行实力拓展。只要白人精英海外利益持续稳定地分配给国内民众，那么这种国内-国际协调的机制就是稳定的，但是一旦不能分配好，这种机制就是不稳定的。目前的美国正处于重新构建国内-国际相互协调机制的新时代，国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尤其让特朗普支持者焦虑的是，在国内分配的制度还没有重新调整过来时，海外的政治经济安排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美国亚太政策的旧框架已被打破。
如果以这种视角重新看待美国与亚洲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长期以来，美国运筹其亚太双边同盟关系的基础是美国国内-国际相互协调的机制稳定存在。如果忽视这种基础，我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分析就失去了基本坐标，很多判断类似于《吕氏春秋》记载的“刻舟求剑”的故事，决定美国政策框架的那个基础早已今非昔比，而我们还在划线的那个地方寻找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目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亚太政策框架开始初步建立，那个时候“内嵌的自由主义”大框架也同步确立。20世纪70年代，美国从越南战争撤离，在双边同盟框架内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扩张，中美关系成了一个“凖同盟”，这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一个大的调整。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以苏联为主要敌手，美国国内基础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末，美日经济竞争成为美国亚太政策的主要推动力，美国亚太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一个显着特点是，日本凭藉日元升值，成为人均收入超过美国的国家。美国农业部资料显示，1989-1997年间，日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IMF资料则表明，以现值美元计算，1987-1997年间，日本的人均GDP高于美国。这一阶段也是美日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立马停止了雷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将国家建设方向调整到经济。1993年7月，克林顿到访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的演讲中，克林顿提出要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核心是重构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扭转对日巨额的贸易赤字。不过，那个时候，凭藉互联网等新经济，美国国内经济增势良好，“内嵌的自由主义”框架还在发挥作用。美国白人精英继续赞同多边主义，比如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WTO，达成北美自由贸易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等。
特朗普时代的亚太政策显着不同于以往，但有很大一部分延续了奥巴马时代的做法，不过原因有些不一样。例如，2015年底，奥巴马出台了其任期内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大幅度修改了对地区重心的安排，将亚太置于首要位置。事实上，从1987年美国出台第一份国家战略报告起，欧洲就是美国首要关心的地区，其次是中东，然后才是亚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地区重心的排序上，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份报告是一样的，只是其范围更广一些，从亚太扩展到了印太。其原因，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白人精英更有远见、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极力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特朗普更为重视经济收益的分配，因此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动机。从美国贸易赤字占比来看，印度的重要性超过韩国。特朗普政府的高官在国会作证时明确指出，美印关系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卖军火、卖能源和扩大贸易。鉴于印度目前的增长态势以及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潜力，美国是南亚地区最大的交易伙伴，特别是美印贸易中服务业贸易占比较大，特朗普将印度视作平衡美国贸易的主要伙伴，也是说得通的。此外，特朗普也明白，如果美国经济发展不行，他的国内再分配方案也难以行得通。只有把蛋糕做大，他所代表的势力才能与白人精英阶层达成新的国内分配方案，这也是他同意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部分采纳奥巴马方案的原因所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