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特朗普的亚洲政策打破了以往历届美国总统的禁忌。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特朗普上台初始便与蔡英文通电话，最近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美国国务院高官已经访问台湾地区。在朝鲜问题上，特朗普更是答应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多次说过要重新商谈奥巴马时期签署的伊核协定。在TPP问题上，特朗普又表示考虑可以重新加入TPP，前提是新TPP框架给予美国更多的好处，对此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都表示欢迎，但这些国家同时又强调不愿意更改已经达成的TPP11国协定。
五、美国外交政策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从特朗普政权的性质来看，美国外交政策的革命性变化更应从国内政治经济入手考察。特朗普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在于，重构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让美国中下层更能获得好处。因此，我们看到的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其实是这种系统变革的产物，是旧框架解体、新框架逐渐成型中必然出现的不一致、不协调和矛盾。特朗普之所以在各国普遍感到敏感的重大政治、安全问题上施压，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压这些国家、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如前指出，美国的霸权地位到目前为止受损很有限，而特朗普对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兴趣不大。特朗普希望的是交易，即通过打政治牌、安全牌，迫使相关国家在贸易关系上对美国让步。从实力地位上说，特朗普的美国也有这种能力，不过打压过狠了，容易招致他国的针锋相对。比如，从国家利益角度看，中国完全有实力抗衡贸易上的施压，尽管中国局部产业和地区会有损失，但从大盘子考虑，这种损失完全可以在国内层面调整和补充。但是，美国就不同了，美国的精英阶层绝不会放任特朗普这么做。甚至，眼光并不是很长远的中下层，在遭受别国强烈反击时，也会要求特朗普谨慎行事。
特朗普的税改其实是观察这种矛盾性的一个重要问题。国内一些人简单将它理解为降低税率，但是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的，尽管其核心是公司税改革，但其范围要更广阔一些。从特朗普的主要目标来看，是要调整美国跨国公司的收益分配，让美国跨国公司将更多的收益留在美国国内。关于跨国公司和民族国家的关系，学术界长期以来就有深入研究，但过去的研究主要是讨论跨国公司与发展中的东道国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以联合国贸发会为代表的发展中国际机构，普遍将过去的敌对性态度转变为颂扬跨国公司的好处，例如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联合国贸发会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基本就是这个基调。反过来讲，当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时，意味著作为大多数跨国公司的母国——发达国家，其收益会相对减少或者增加有限。而跨国公司通过价格转移支付，将更多的税收留在不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大幅度减少了对美国政府的纳税。此次特朗普改革税收，就是要改变这种格局，让跨国公司给美国政府缴纳更多税收。按照余永定提供的资料，税改前美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利润高达2.6万亿美元，2008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利润中43%的来源是人口占比不到世界1%的小国和离岸金融中心，如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事实上，亚太地区并非美国税改的主要针对区域，因美国跨国公司在这一地区的外资存量非常有限，大约略低于17%，而且主要是在新加坡和澳大利亚。显然，调整投资的收益分配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
贸易也处于核心位置，但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贸易在经济上附属于调整美国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前文提及，美国民众对贸易关系的认识并不深，而投资关系远比贸易关系来得复杂。很大程度上，现在全球的贸易格局是跨国公司主导的，有的专家认为80%以上的世界贸易都由跨国公司主导完成。中美之间之所以有这么大量的贸易，一半以上都是不被中国政府控制的跨国公司产生。按照中国统计局的资料，中国进出口的一半是由外资公司实施的。如果算上中国公司在内的零部件贸易，那么这个数字会相当的大。对于特朗普来说，在对外关系上瞄准中下层更容易理解的贸易关系，显然是一件得选票的事情。如果要改善美国中下层的收入水准，目前在整体贸易赤字上占比超过一半的中国，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目标。尽管我们多次强调，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排在美国前几位，但是对于美国中下层而言，比如沃尔玛的售货员，他（她）显然不太能理解这种逻辑关系：如果特朗普提高关税，沃尔玛的销售额将下降，售货员的薪水也会下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