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变化与趋势 作者：伍湘陵（宁波），宁波大学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宁波市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仇长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摘要】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尤其受到“选制规则”、社会民意、地方政治势力等因素影响。从2024年台湾选举结果看，行政大权仍由民进党掌控，而“立法院”朝小野大，“蓝白合作”对民进党有一定的监督与制约。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非典型政治人物“韩国瑜”“柯文哲”现象凸现，新政治力量涌现出年轻人关注政治和参与度增加、政治选举文化异变、两岸关系“边际影响”明显及美国因素愈加突出。面对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乱象和新趋势，两岸统一之路更加艰难。坚持“反台独、反干涉”斗争决不给“台独”分裂势力突破“红线”的一丝机会。严防民进党当局与美国勾结，利用中美战略博弈进行冒险投机和挑衅。
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从国民党“一党专制”时期，到如今“多党竞争”时代，政党政治逐渐“多元化”，政治格局发生了显着变化。1990年代起，在台湾推展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中，选举制度和选举规则对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党政治的所谓“民主”也被扭曲，“蓝绿”恶斗，充满诡谲。台湾地区已历经8次“总统”直选、11次“立委”选举及2014年合幷后三次“九合一”选举，如今形成“蓝绿白”三个阵营，即“两大一小”幷存的政治格局，台湾政党政治也进入合纵连横的“新动荡期”。
一、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三大内因
（一）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由“选制规则”决定。1949年中国国民党迁台，由于蒋介石在“戒严”时期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受“宪法”限制，连任四次“总统”。1987年蒋经国“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初现民主选举契机。1991年李登辉任内结束“动员戡乱”，直至1996年首次实行正副“总统”直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制规则”采“相对多数”，即得票最多且得票率超过20%的一组候选人即可当选，每四年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①2000年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成为执政党，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重返执政。2016年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再次上台，2024年民进党首次打破八年政党轮替记录取得连续三届共12年执政权。至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八次直选，其中建党38年的民进党先后共取得五届20年执政权。而百年大党国民党仅执政三届12年。实行所谓“总统制”的“双首长制”，可直接任命“行政院长”，赢者全拿，且有权无责。
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另一项重要选举是“立法委员”选举。“立委”选举最早始于1948年1月，按“人口比例分配选举名额”，在大陆选出760名立委。②1949年因各种因素只有380余名立委前往台湾，任期于1951年5月届满。为了在台湾继续行使职权的“合法性”而作出“司法解释”，即每三年补选“增额立委”，直到1991年底结束。目前，“选制规则”采“单一选区两票制”，即一票选区域“立委”，另一票选政党，按得票率分配不分区“立委”。从2008年第七届“立委”选举开始，“立院”席次由225减为113，任期4年，可以连选连任，不受限制。其中，区域“立委”73席和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席直选，不分区“立委”34席依政党票获得5%以上得票率分配。③
（二）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社会基础是民意。民意是政党竞争的基础，也是政党竞争的主要动力，不仅反映人民对政党的看法和态度，也推动着政治体系的发展和变革。政党政治发展扎根于民意基础之上，政党需要瞭解选民的需求和期望，调整自己的政策和宣传策略，制定符合民意的相关政策和议程，自我评估政党在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以便调整选举策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民意的变化推动了台湾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进程。例如，1987年解除“戒严令”是受到民意压力的结果，1992年实行全面的“多党制”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
“民意”决定选票，政党“票票必争”，因为民众投出的选票决定政党实力和政治版图。政党“理念”能否为选民认可，决定代表政党的参选人，能否被选民接纳，至关重要。“民意如流水”，台湾政党轮替基本八年一次，但2024年首次被打破，原因何在？一方面取决于各政党所掌握的基本盘，也就是选民对该政党的支持度，这是参选人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另外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候选人本身的各方面条件。选民不是完全看政党，有的重在选择政治人物的个人品格、政治魅力、专业能力。二是政党内部凝聚力。不团结，即政党内多组人参选必然分散票源，很容易让对手“渔翁得利”。三是政党操作选战策略与技巧。主要看催票吸引力与攻击对手的破坏力，甚至不惜使用扭曲、恶质的手法（奥步）。由此部分选民被操弄、欺骗，使得选民“盲选”，失去了民主的真谛。当然，各政党内选举规则不尽相同，也影响着政治竞争的激烈程度和政党政治发展的走向。2020选举蔡英文和赖清德在党内初选“刀刀见骨”。2024选举国民党未公开初选而征召侯友宜参选留下郭台铭与侯“鱼死网破”的隐患。
（三）台湾政党政治受地方及家族势力影响。花莲县长徐榛蔚，其夫为原县长、现任“立委”傅崐萁；云林县长张丽善，其兄为原县长张荣味；台中县原议长、镇澜宫董事长颜清标的儿子颜宽恒，为现任“立委”。原台湾省议会议长高育仁，属台南派系的“高派”；“立院”副院长江启臣、“立委”杨琼璎等是台中“红派、黑派”代表性人物。嘉义张家、李家、林家、陈家等“四大家族”及“萧家班”“许家班”长期主导嘉义县的政治。高雄县市合幷和乡镇市改制官派后成“绿营”重镇，原属于民进党的“黑派”和属于国民党的“白派、红派”三大派，“白派、红派”凋零，乃至“不得志”倒戈到“绿营”。今年“立委”选举蓝营高雄8个候选人仍“全军覆灭”，这也是民进党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台湾“南北”地方及家族（本土）政治势力盘根错节。全台22个县市长和正副议长及地方家族政治实力派，不仅在地方政府和议会中掌控了庞大的政治、经济资源，而且拥有丰富的人脉和财力物力，对地方政治事务产生重大影响，各政党都高看一眼不敢轻视。地方及家族势力通过控制资源和组织网络，影响选举结果。此次选举，屏东县议长周典论、彰化县议长谢典林等，起初公开靠向亿万富翁郭台铭，除“下架民进党”相同的理念外，也有“利益驱动”的重要因素。地方及家族政治与各政党“中央政治”的关系有联盟或合作，涉及地方政治资源的分配，影响到重要决策和人事安排。在政治选举中，执政党与在野党因手中掌握的资源有所不同，资源分配往往会影响到地方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从而地方及家族政治势力会明显地影响各政党候选人的选票。
二、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新变局
（一）“蓝绿白”政党所控版图新变化。一是民进党施政继续掌控台湾行政大权。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率71.86%，“赖萧配”获558万票、得票率40%，“侯康配”获467万票、得票率33.5%，柯盈配获369万票、得票率26.5%。④但民进党施政民意基础仅四成,如扣除未投票的合格选民，支持度不到三成，赖比前任蔡英文足足少了259万票约17个百分点，成为弱势领导人。二是民进党失去“立院”最大党地位。总席次113席中蓝获52席、绿获51席、白获8席、亲蓝无党籍2席。绿比上届少10席；蓝增14席；白增3席。⑤“立院”三党不过半，朝小野大，而且“韩江配”获“龙头”，民众党成“立院”关键性少数。三是国民党掌握地方15县市施政权。2022年“九合一”选举，22个县市长中蓝获15席、绿5席、白2席；910个县市议员中蓝获367席、绿277席、白14席；无党籍227席。⑥因此，政治版图“三党鼎立”格局，未来四年政局势必翻天覆地，难以安宁。
（二）非典型政治人物现身政治舞台。一是韩国瑜“现象”。2018年被称为“卖菜郎”的韩，一瓶矿泉水打“天下”，拿下绿营重镇高雄市长。2020年参选大位获552万票，虽败犹荣。2024年“韩流”再起，67岁的韩成为蓝营辅选“超级王牌”，幷坐上“立院”龙头，成了国民党核心人物。韩金句“莫忘世上苦人多”，接地气，深受选民青睐。二是柯文哲“现象”。成立不到五年的“小草党”民众党在2024选举中崛起，政党票获304万，比上届增加145.2万票。柯从医30年，做8年市长，首次参选大位获369万票，跌破众人眼镜，可以说柯在台湾政党政治发展史上，是继“庶民领袖”韩之后又一个政治奇葩。三是侯友谊、郭台铭。一个是从警30多年只选过两届的新北市长，一个是纵横商界一辈子的亿万富豪。侯获国民党征召参选，郭独自联署过“门槛”（后退出），两人均堪称“非传统”的政治精英，在台湾政党政治史上也创下记录。
（三）年轻人关注政治且参与度增加。一是选举投票率提升。2024选举有1954万8531名选民，其中40岁以下年轻人约607万（首投族102万）。据“美丽岛电子报”选前民调显示，其中20-29岁青年支持“赖萧配”为24.1%，30-39岁青年为29.5%；“侯康配”的支持率分别为11.7%、19.1%；“柯盈配”分别为47.1%、36.5%。⑦民众党吸引大量年轻选民，成为政党政治变局重要因素之一。二是政治诉求改变。台湾年轻人的政治态度和诉求与传统政治人物有所不同，他们接受“西化”教育，更关注“社会公义、环境保护”等议题，对政治的要求更加理性，对生活更加务实，期待获得应有的利益和享有应有的福利，过上好日子比什么都重要。这种变化推动了台湾政治话语的“多元化”和政治议题的“广泛化”。三是新政治力量涌现。随着年轻人对政治的参与度增加，一些蓝绿新兴政治力量在台湾政治舞台崭露头角。有“太阳花学运”世代、有从地方基层慢慢经营的年轻人进入“立院”或县市议会。2024“立委”选举,国民党45岁以下有14人当选，其中9人是40岁以下。
（四）政治选举文化异变充满算计。一是扫街拜票、乱开支票。早期台湾政治选举各政党主要依靠传统的政治宣传、政策辩论等方式。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党开始运用网络宣传、微信群组织、虚拟现实演讲等吸引选民的关注和支持。政党操弄选举功利主义，行为异常，充满算计，“蓝白合”破局即例证，政策性“买票”乱开支票，多数无法兑现。二是抹黑抹红、无中生有。政党玩弄政治，绑架民意，操控舆论，颠倒黑白，散布谣言，“中共介选”，谋骗选票。甚至用“绿色恐怖”约谈、收押、惩罚打击对手，严重损害了选举的公正性和公平性。2016“周子瑜事件”，2019-2020“香港反修例风波”，2024“五月天事件”“导弹警报事件”，恶劣阴招，尽显政治选举文化的负面影响。三是选举“奥步”，惊心动魄。台湾政党政治选举文化走偏锋情况泛滥，有涉嫌用假民调误导选民投票意向；有政治人物以现金贿赂选民；有制作假录影带诬陷竞争对手；有“黑帮”介入“买票做票”；有地下电台造谣、地下赌盘押宝，甚至发生过“3·19枪击案”严重恶性事件。台湾选举文化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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