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认为，“解放台湾”之说在朝鲜停战后遭到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名义的压制，成为中苏同盟分裂的最早嫌隙。而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应对“苏联威胁”目的的中美“正常化”外交启动，达成“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前提下的象征和平共识，中国的“两岸关系”叙事再定义为“考虑现实情况”、“尊重台湾现状”、“解决统一问题”的“和平统一”。
但随着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发生了政治自由化和普选政党轮替，刘建平表示，“台独”主张的政治人物或政党执政成为事实，“和平但不统一”话语对抗结构形成，并且得到日美同盟不断变本加厉的威慑性保护。而另一方面，大陆市场是台湾经济扩张的目标，避免政治对立的情绪化成为首要；经过折冲，在“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前提下国共两党达成“谋求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共同愿景，中国的“两岸关系”叙事基本概念调整为“稳定”，即维持“九二共识”底线原则的“和平发展”现状。
刘建平表示，日本在1952年选择偏安于台湾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进行中日战后的单独议和，所签订的“日华和约”是新中国人民政府成立后最早确认“中华民国”主体地位连续性的国际条约，构成对“两岸关系”叙事正面而公然的国际法形式挑战，“解放台湾”遭遇日美军事同盟的威慑障碍。
刘建平认为，这种挑战后来又被日本利用作对新中国的外交筹码，战后中日关系就是在以“友好”话语遮蔽“战争责任”问题而解决“台湾问题”而“承认”新中国的“复交三原则”下建构的。
但“战争责任”是中国居于主动地位的“日本问题”，刘建平说，而“台湾问题”则是日本居于主动地位的“中国问题”；日本以“台湾问题”的形式主义让步交换中日邦交正常化即“战争责任”问题的形式主义解决，得手之后很快遇到由于“战争责任”问题遗留导致的周期性中日关系摩擦，所以就必然为寻求对华外交的主动地位而倾向于以“日台关系”建构来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两岸关系”叙事。这是邦交正常化和中国市场开放效应所决定的“友好保质期”在80年代结束之后的中日关系真实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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