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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所所长朱松岭（中评社 秦正阳摄） |
朱松岭：推动融合阶层论 逐步解决分歧
北京联大台研院两岸关系所所长朱松岭表示，十八大以来的中央对台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提升。成效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在理论成就上，十八大以来，中央明确区分了对台工作中的政治与政策。我们过去对台政策讲得更多一些，那么习总书记对台解决政治问题的意识开始表达出来，尤其是提出“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他明确区分了战略与策略，并且明确提出了两岸融合发展的观点。所以十八大以来其实两岸关系是一个揭盖子、要里子、直面新问题的时期，是将对台工作推进到新层次、新境界的时期。
在理论上，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国家统一观有新的认识，这就是“新天下观之下的国家统一观”、“新发展观之下的国家统一观”与“新治理观下的国家统一观”，也就是在发展中解决台湾问题，在治理中实现国家统一。那么，新国家统一观在政策上，重点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策宣示，宣示以血缘与姻亲为纽带的“两岸一家亲”、共圆中国梦；二是政策制定，那就是洪流式融合的战略政策；自上而下的以行动带动理论；自下而上的以融合化解对立。朱松岭说，这是他对理论成效上的一点体会。
朱松岭说，在实践上，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成效有两点，第一是“自上而下、高峰会谈”，“习马会”是十八大以来两岸关系中最可圈可点的事情，它丰富了两岸关系现状的内容，预留了两岸和平统一的空间，对这个问题的解读还有相当大的空间，未来还有很多的理论增长点和实践引导点。实践成效的第二点是“自下而上，化解对立”，它表现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国家统一观所产生的成效，它的核心概念是“融合”，可以概括为几点：融合情感论、融合制度论、融合阶段论、融合阶层论、融合环境论与融合结果论。
一带一路战略 引领台湾参与洪流式融合
朱松岭表示，“自下而上，化解对立”的第一点是战略实施的成效：洪流式融合发展化解对立。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把台湾问题纳入到“两个一百年”计划、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战略中，也就是“一带一路战略”之中。“一带一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计划、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战略，国家统一战略蕴含其中。这一战略将大陆的基础建设投资等输出国内过剩的产能和资本，并深化人民币的国际化。大陆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力随着战略的实施而逐渐增大。“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两岸经贸、国外直接投资、金融合作等领域必将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经济下滑，到2008--2013年降至约3%，遭遇结构性挑战。台湾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岛内投资不振，产业出现空洞，劳动供需结构失衡，台湾当局负债攀升，社会福利支出日增，M型社会形成，要解决这诸多问题，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关键。“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台海地区、东南亚地区，全面覆盖了台湾当局的“新南向战略”，台湾难逃与大陆进行洪流式整合的命运。不过，战略的实施刚刚展开，矛盾尚处于展现和逐步突出时期，所以有些不同的声音可能会出现。随着战略实施的逐步展开，大陆的主动性会越来越强，战略实施效果会越来越明显。
第二点是“融合原则论”在实践中的成效，十八大以来，虽然我们一直主张两岸融合发展，但我们牢牢守住了“九二共识”的底线，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在这个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确实使得蔡英文当局在政治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有所收敛。
第三点是“融合情感论”在实践中的成效。习总书记特别提出“两岸一家亲”等观念，那么这些观念在实践的落实，第一在两岸文化、宗教、教育、体育等交流过程中加以落实，并且确确实实地加强了两岸民众的感情，第二是血缘、婚姻本身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在对台工作中逐步发挥作用。
制度融合已迈出第一步 初级阶段过程较艰辛
朱松岭说，第四点是“融合制度论”在实践中的成效。十八大以来，两岸在促进如何在制度方面有所创新，比如两岸国台办与陆委会部门领导的制度性会谈，这是两岸政治会谈制度化的初级阶段，尽管因为各方面原因被打断，但它的出现已经表明“融合制度论”框架在实践中的初步体现。这个框架还包括两会的制度性会谈机制化、两岸经济沟通管道的机制化、两岸民间交流平台的立体化、两岸文化交流平台的常态化。这些都是在十八大以后迅速建立和发展深化下去的。
所以，融合制度论的建构本身就是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了稳定性的砝码。制度承载思想，制度稳定两岸，制度指引未来。制度的建设本身也具有艰辛性，而且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还需要两岸的配合、理解、支持与共建，所以这里面的艰辛可想而知。融合制度论在前期推进得比较顺畅，但在后期由于岛内的政党轮替而出现一定程度的挫折，但这些不影响制度未来的继续增长和延伸。
第五点是“融合阶段论”在实践中的成效。融合阶段包括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首先在融合初级阶段，这是问题最多的阶段，由于岛内老一辈从大陆移民过去台湾群体的凋零，其思想影响力衰弱，岛内“两岸一国”认同降低、矛盾突出、价值观冲突。这是两岸在融合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和产物。第二是中级阶段，新的共同体事实形成，新的共同体意识形成。第三是高级阶段，也就是新的国家统一观念形成，新的国家统一制度化轨道形成。现在处在初级阶段，所以有很多问题和杂音出现，这也是本阶段里的必然现象，对此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第六点是“融合阶层论”在实践中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为两岸基层民众、中小企业、农渔民合作发展、青年创业就业提供更多机会”。融合是两岸社会各阶层的融合，大陆确实着眼于帮助台湾青年在大陆成长、成才、成功，加大对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实习的帮助。另外，关于中小企业和农渔业合作的发展，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这几年之内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反全球化刺激岛内思潮 大陆为台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朱松岭指出，第七点“融合环境论”在实践中的成效。两岸要走向融合，环境非常重要，环境又包括国际环境、两岸环境和大陆环境。由于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的影响，国际环境进入变动复杂的时期，岛内环境也是国际环境的反映。我们也在采取积极措施引领全球化浪潮，包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会为两岸的融合做出很好的环境准备。
关于两岸的环境，习总书记明确指出，无论台湾政党如何轮替、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对台政策是不变的、稳定的，这样确确实实为两岸的融合创造良好环境保持了战略定力。关于大陆的环境，我们着眼于形成更加平等、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着眼于立足自贸区制度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积极吸引台资企业落户自贸区，创造台资发展环境，融合硬体建构论中的成效，包括创业平台的建立。应对大陆改革开放新环境帮扶台资企业升级换代，为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创造一系列好的环境。
第八点是“融合结果论”在实践中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岸的政治分歧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融合就要看到结果，融合就要往前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要应对矛盾，暴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我们现在正处于暴露矛盾和分析矛盾的关键期。毕竟“太阳花”事件是十八大以后岛内政局演变的分水岭，是暴露矛盾的关键问题，是两岸关系中实现最佳融合效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化解台“致密共同体” 以融合阶层论加以解决
其实，在两岸关系的长期演变中，台湾已经逐步形成了具有自生长性和具有强烈排异性的致密共同体（Dense body），大陆任何注入台湾的因素都会被内化为致密共同体进一步生长的养分并促其进一步发展、壮大。所以岛内政治的变化迟早要来，只是在这样的偶然时期出现了一个必然要到来的事件，而且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一些障碍。台湾这个致密共同体以为“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两岸有着质的差异，各自生长、互不渗透，他们作为两个独立、互不相让的致密共同体博弈前行。
这是整个人类自进入人民主权时代以来，法源论述、权力论述和权力来源由从上到下变更为从下到上，世代权力中心下移、知识下移、财富下移，老一代和政府的威权已经不是传承的唯一来源，甚至，年轻世代已经对传统及权威失去了敬畏感的新时代。年轻一代强调与传统不同的身份差异，并通过议题、抗争等逐渐深化、强化身份认同。共同体建构延续的过程中，族群转化为公民，“台独”理念转化为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层面的共同体建构依然在内生中前行。共同体的建构作为政治过程，有延续性和发展性，它对台湾政治和两岸关系的影响值得长期、深入观察。它本身也是反全球化浪潮的组成部分，需要在潮流中发现和解决问题。
要践行习总书记在对台工作中的指导思想，要实现心灵契合，解决国家统一中的问题，必须应对台湾致密共同体生长中的诸多问题，不让两岸政治分歧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这就需要精细处理的问题。中央早就对此洞若观火，并充分评估到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十八大以来，正在通过融合阶层论的推动在逐步解决相关问题。相信未来的工作会更富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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