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制度的骤然转变，而巴枯宁则是“不破不立”的坚定信奉者。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内部争斗，归根结底也多是这种争论的延续。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强调了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地位的必要性。他使用大量比喻来分析作为先锋队的党与作为普通群众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党就像教师，可以将工人阶级基于朴素的经济不满提升为革命的政治要求；党就像军队中的指挥官，调动千军万马排兵布阵。在处于严酷斗争条件下的列宁看来，党是严肃的，具有绝对权威。群众的反抗是天然的政治可燃物，作为先锋队的党的任务就是汇聚这些爆炸物，瞄定目标，精准引爆。
列宁对自发性的反对和集中权力的倾向招致了反对。德国社民党领袖卢森堡将罢工与政治斗争视为一个本身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的能动过程。罢工能够给工人以新的经验，从而改变他们的组合与领导的特性。每一次小规模的罢工都会迫使资本内部结构发生改变，日拱一卒地逐渐“拱”出一片田地来。因而，不能以一种急不可耐的躁进观点，视缘起于经济性质的罢工为水平低级，进而将操纵罢工视为一种权变战术。革命是如何发动的，与是否发动革命同等重要。故而以强制力胁迫、领导工人阶级，并将工人阶级政党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施以森严的等级统治，非但是不现实的，也是非道德的。十月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受到阻遏。它作为工人阶级反抗运动最初思想来源的一支和重要同盟者，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控制国家机器而淡出。
西方不亮东方亮，新的战场很快开辟出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拯救中国命运的社会主义思潮引入，一时在中国政治思想界大放异彩。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左右开弓，批评俄国的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长。”（《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297页）这话对着的是沙皇时代的俄国，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似乎也“不遑多让”——在被裹挟入世界历史进程之后，内忧外患频仍，危机接连不断，传统政治权威与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丧失殆尽。此种局面下，统治者仍对全社会保持着高压态势，一批激进学人最终倒向彻底否定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蔡和森，都受到当时声势浩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普遍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发生兴趣，这本书和克氏的另一部著作《面包与自由》中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一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以典型的阶级分析角度看，很有一批有闲、有志、不安于现状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阶级革命性和社会正义感，急于改变国家面貌，艶羡轰轰烈烈、立竿见影的政治运动。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全党统一了思想，无政府主义也被从它的中国母体中切割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