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不竭，抑或是理所当然、不谋求剩余索取权的。小资产阶级自我剥削，而地方当局也竭力驱逐这些居无定所、四处流动的小生产者，更偏爱农业综合企业、合作社、产业园、国有背景的大公司，将“预算国家”的大网遍布天下，清除无法量化管理和纳入财政轨道的一切非正规经济。
小资产阶级也是有一点自由的。他们大体能够掌握自己的工作时间，并能够脱离早期蓝领工人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全景敞视状态。可是这种对工作时间的支配和对自主性的渴望，一旦遭遇“体面生活”水准的全线上升，就立即变得一文不值。于是我们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总会受困于内心的各种焦虑而疲于奔命地跳入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陷阱”。
小资虽然如此脆弱，但是小资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谁让小资产者梦想受挫，谁就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农民就要喊出“耕者有其田”，工人就要罢工维权。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蕴藏着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惊人的激进革命动力，着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观点发人深省，他认为，人类的自由热望不只存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即将夺权的阶级的希望之中，更在于那些即将被进步之巨浪拍碎的阶级的恸哭之中。后者在惊恐慌乱中所激发的保护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捍卫力量，同样是一股“兔子急了也咬人”的可怕力量。
第三，人间正道是自然。道在屎溺，礼失求诸野，存在先于本质。每当政府在一种强烈的冲动下希望对底层自主性基础上的自发秩序进行指导或干预时，都应当审慎地评估一下这种控制和改造有无必要、是否可行。先生孩子后起名，是常识；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常识；多样互补的生态环境，是常识。而日常生活中的反常识行为比比皆是。为适应国家的系统性管控需要，摒弃那些带有地方性色彩和默会知识的符号系统，根据标准化的规划识别方式，建构一个独一无二精准定位的道路命名体系。以科学的林业学清晰区分良木与杂草，把视觉秩序等同于工作章法，将自然生长视作无序低效。以经营效益为唯一指标，大规模种植单一经济作物以追求规模效益，比如我在农村调查时亲见的西瓜种植对地力破坏之大，以至于地租是粮食作物的三倍还多，一旦种过西瓜，往往要修整几年方可恢复，因此西瓜种植户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走“掠夺式经营”的道路。近年来一些城市以追求市容整洁之名，先清理小店、再统一店招，终于建成人迹罕至、人气皆无的睡城、鬼城，这样的人造秩序，要之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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