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三月三日处委会委员黄国书、陈屋、黄朝琴、李仁贵、民众代表卢辉木、王添灯，偕各报记者，前往军法处调查凶手是否确己覊押。至该处时，据负责人谈称：“己于三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送交法院，言讫并提示文件，乃转往台北第一监狱，监狱人员由牢房牵出六人（盛铁夫、锺廷洲、赵子健、刘超群、傅学通、叶得根）。这些人均挂有甚重之脚镣，垂头丧气，由记者一一拍照。
第九、三月三日处委会代表与参谋长柯远芬协商，柯同意将军队撤回军营。
以上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初期政府处理二二八事件的情形，各位读者可以试想，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总督府会否如此处理？即使是现在民主化的西方政府，在面对这些要求时又会如何处理？相信有民主与法治观念的读者应有看法。
若以今日的法治标准来看，当时的政府有些宽大过头了，二月二十七日晚的缉私烟事件，最多是个执法过当的问题，应该处置失职官员即可，引起暴乱以后居然承诺释放所有暴徒，又承诺即刻解严，同意民众代表到军法处查看凶手是否在押，此等行为、政府其实已是毫无威信可言？
难怪“不着撰人”在《二二八事变之平乱》一文中要感慨地说：
“由于坐待‘和平解决’决策之错误：当‘事变’之初，问题比较单纯，牵涉不大，应以纯治安事件，及时疏导，断然处置，不使酿成事端，无所谓‘和平解决’。盖‘宽大处理’绝对正确，有限度之循‘和平’途径寻求解决，亦无不可。乃不此之图，迁延因循，贻误事机；而忽略台湾之民性褊狭强悍，此其失者一。或谓当时之‘和平解决’决策，系缓兵之计；但稽考之电报中央之档案，并无请求派兵增援之事实。甚至将电稿中‘缺乏兵力’字句删除；以及严令制止高雄要塞之断然平乱等证之；足见并非‘缓兵之计’，乃怯弱无能，坐视事态恶化扩大，而无所措手足；此其失者二。…由于准许成立‘处理委员会’之错误：当‘事变’之初，本系一单纯之局部性事件，乃竟准许官民共同组成一个委员会，‘负责处理’暴乱事件。当时决策者之用心，或在‘缓冲’，或在表示‘公正’；但忽略此一决策，已使纯治安事件转变为严重之政治性事件；遂令若干别具用心者得厕身其间。其他非法组织与潜伏之共党分子亦相继介入，使群龙无首之社会盲目骚动，演变为‘有组织’‘有领导’之全面策动；实无异将政权拱手让人，使暴徙胆敢接管各县市政府，公然行使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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