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与民众代表处委会协商解决方案，作大幅度让步外，长官公署又企图透过台湾士绅、‘半山’企图和平解决，陈仪、柯远芬、张慕陶，分别请托王添灯、蒋渭川、黄朝琴、林献堂等在台湾有影响力之士绅协助政府和平解决问题。但是由于：（一）民众己失去理性，所有建议和平解决的台湾领袖皆被视为‘台奸’而无法发挥其原有之影响力。（二）处委会派系分歧，内斗结果，最后鸽派蒋渭川失势，鹰派王添灯控制处委会，提出三十二条、四十二条主张，其中包括“国军”缴械等，事态发展至此，和平收场已不可能。长官公署所有和平解决之努力宣告失败。
二二八事件资料解密以后，从大量“中央”及地方的档案资料可以发现，除了澎湖以外全省暴徒攻击各地警察、军队、外省人、公务员，抢夺军警枪械，俘虏地方首长，以维持治安为名组织军队，篡夺地方政府，而长官公署因为先有军队退回军营，不准开枪之规定，后来事态恶化以后又因兵力不足，只有被动被困营区或机关之内无法动弹。
从上述的历史，无论从任何角度来回顾当时的情境，实在无法同意二二八是“官逼民反”的说法，理由如下：
第一、陈仪行政团队人才济济，下级官员或有素质低劣者，有贪污腐败之行为，但比较日本人之高压、凶残欺凌台胞、在“被治”者的感受方面应该还不到铤而走险去“造反”的地步。
第二、经济问题虽然严重，但是光复后解除日本经济“统制令”，与大陆贸易量大增，民生必需品充沛，台民生活必需品并不缺乏，比起大陆、日本、以及世界大多数地区，台湾还算比较好的。至少没有到发生饥荒或缺粮的地步，当年并不产生因为经济问题逼到百姓“造反”的地步。
第三、从长官公署及中央在事变初期的作为来看，事变初期官方确实有和平解决之诚意，而这些诚意因为忍让过了头，如同意民众代表到军法处查验肇事者是否在押。让暴民误以为政府胆怯怕事，遂有得寸进尺之行为。
第四、处委会在王添灯夺权成功后己经变成一个叛乱团体，其向长官公署提出之三十二条非但要求政府军缴械，后来又隐匿军队缴械这一条。将篡改后之三十二条交由美国副领事柯智超向美国及国际发表，以图引起国际干涉，并在广播中用“革命先烈的血不会白流的”，煽动的语言挑拨民众情绪，扩大事端。
从大量的一手资料显示，事实上二二八发生的原因不是“官逼民反”，反而可能是因为陈仪在初期过于妥协，希望和平解决而被误以为陈仪胆怯，遂使某些人误判情势，使事件扩大、恶化、不可收拾，最终迫使中央派兵镇压。
（作者张亚中，孙文学校总校长、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