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后紧跟着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共“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共对“解决台湾问题”，已经努力了70年，这是综合性的叙述，其后分为五段加以阐明。
第一段是推动交流，这也是刻意的安排，把两岸民间“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放在首位，突出中共的追求是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同时特别提到台胞，对“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机遇”。
第二段突出两岸交流的性质是一个中国之内的交流，民间、政党交流无不依此为准，至于“一个中国”的内容，则在原则相同的基础上可以暂时求同存异。
第三段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和‘一国两制’科学构想”，什么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主张”，应该包括了两岸谈判、统一分两步走、和平发展等。至于“一国两制”后面在习五点还会有新的发展。
第四段讲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事业。
第五段讲中共政权70年来不断地和台湾的分裂行径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最后，习总结出两个无法改变：两岸同属一中、两岸都是中国人；以及两个无法阻挡：两岸关系的发展和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用以说两岸关系的大趋势。这就很清楚地看到习的讲话，是从历史事实、人民需要、中共努力，国际支持几个方面经过70年的努力，形塑出两岸统一的大趋势。同时从70年看两岸关系，也是用“两个不能否定”的论述，从毛、周第一代的努力，到邓、江、胡第二、三、四代领导人的努力，再到当代的努力，都是连续地、发展地看待中共的对台政策，这里就突出了中共对台政策的辩证过程。如果从和平的角度来理解，70年来中共的对台政策经历了毛、周时代“一纲四目”的“和平解放”政策到邓、江、胡“两岸谈判”的“和平统一”再到如今的“和平解决”的辩证历程。“和平解决”的对台政策是承继了毛、周时代解决统一的主动权，以及邓小平解决统一的主导权，到如今“牢牢掌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和主动权”。⑧主动权讲的是何时、以何种手段解决矛盾的权力，是指北京掌握了时机和方式。主导权是两岸关系往何处去，是指北京掌握了发展方向和最终趋势。所以习很有信心地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所以，在习近平的时代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时代，方向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手段针对统一是“和平”，针对“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则保留“采用一切手段”的权利。
然而两岸再统一是历史的定论，趋势的必然，那么是否意味着北京可以不必有作为，坐等趋势的到来呢？显然不是，因为现在的趋势正是北京70年努力的结果。而且分裂两岸、阻挠中国统一的因子也从未停止活动过，所以习要和“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二）习五点的特色
“习五点”一共是五段，首先从标题可以看出“习五点”完全针对国家的“和平统一”，他要从民族复兴来实现此一目标，以探索两制来实践此一目标，以坚持原则维护此目标前景，以融合发展夯实此一目标的基础；以心灵契合增进统一认同。这就是“习五点”最显明的特点。直接了当地指明了对台政策的终极目标。
其次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习五点”的安排，他最先标举是民族复兴，对两岸而言，就是指出两岸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这是“习五点”的大前提。台湾同胞认了自己是中国人了，其他才有得谈，所以从“民族复兴”谈起。习特别说：“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此一基础，就可以推动，维护和分享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接下来，是中国人之间寻找统一的方案。我们先注意到习的用语，是探索方案，丰富实践。之后分为五段：第一段从北京的观点，认为两岸必将统一，而台湾同胞又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疑虑，那么一国两制自然是最佳方案，这样的统一“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所以北京才坚持“一国两制”。第二段是对台湾人民说的，“一国两制”不动台湾的现状，所以制度不同，当然不是问题。第三段的意思，如果还有其他想法应该“本着对民族、对后世负责的态度，……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争取早日解决政治对立，实现台海持久和平。第四、第五段是习近平说怎么做。先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与台湾的政党团体展开交往、对话、交换意见，寻求社会共识，推进政治谈判。另外具体建议：由“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看起来习建议是由有目的的民间交往、对话，以及推动有代表性的民主协商，最终迫使台湾当局政治谈判，达成制度性安排。简言之，今后对台工作的方针是：以民间替代政府，以在野包围执政。
再则统一的道路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台独”和干预统一的外力。面对这样的统一前景，习如何维护其政策？习近平的讲话先从法理和利益两个层面说明一个中国原则对台湾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是将台湾人民和“台独”区分，对台湾人民是尊重、关爱、团结和依靠；但是对台独，则绝不留情，习说“我们愿意为和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习更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简言之，“台独”绝对没有和平。
以上的三点是统一愿景，是和平原则，但是统一仍须努力，和平也必须维护，所以最后的两点就是说明当前该做的事：
一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融合发展是基于“中国人要帮中国人”的构想，融合发展先是有利于台湾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而且习又针对两岸情势提出许多融合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是“融合发展2.0版”，如果说以往融合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从大陆发展获得融合的机会和可能性，则习指出的“四通”：“经贸合作畅通、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互通、行业标准共通”，以及“实现金门、马祖同福建沿海地区通水、通电、通气、通桥。要推动两岸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合作，社会保障和公共资源分享，支持两岸邻近或条件相当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这些建议的推动已经将“融合发展”延伸到台湾。所以是“深化融合发展”，此一工作若真正落实了，两岸人民的许多生活的服务，就一致化、标准化了，因此，和平统一基础必然更加夯实。
二是“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从两岸和平统一的角度来看，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习先解说两岸同胞为什么可以实现“心灵契合”，是因为两岸人民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其次习要解释何谓“心灵契合”？习强调“交流互鉴、对话包容，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这并不容易，所以是“久久为功，必定能达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习讲了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之后，用了两段对台湾同胞提诉求：一是针对台湾人民；一是针对台湾青年。面对现今的台湾民心社情，习的诉求既是绵里藏针也是循循善诱；习说：“我们真诚希望所有台湾同胞，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平，像追求人生的幸福一样追求统一”，习也承诺“欢迎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追梦、筑梦、圆梦”。
从“习五点”的内容看；习近平也严谨地使用了辩证方法，来阐明他的对台政策是如何与时俱进的：
首先是习五点基本的对象就是“台湾人民”。我们知道中共的和平对台是毛、周的“一纲四目”开始，当时和平诉求对象就是“蒋氏政权”，可以说是“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其后邓小平的“和平统一”，按“告台湾同胞书”的说法首先提及“我们寄希望于一千七百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⑨
这是两个寄希望，此一方针为江、胡所继承，而今习似乎寄希望于台湾人民，至少是主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所以以往以当局为主的对台工作，如今就必须翻转思惟，开始做台湾群众工作、台湾人民的工作，从台湾人民影响当局，从经济社会影响上层建筑。这本身就是和平之路，需要“久久为功”。为什么习近平认为可以台湾人民为对象，而不以台湾当局为对象呢？因为习近平认为，“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而且“广大台湾同胞都是中华民族一分子，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认真思考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何况“广大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是我们的骨肉天亲”。所以“我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这是两岸再统一的真正和平保证。因此，说大陆武力威胁的外国政客，根本就是中文文盲，或是有钱就卖身的所谓“中国通”；至于在台湾，也持相同看法的台独政客，和部分人士，就只是鹦鹉学舌，或是故意误解。
“习五点”的特色之一，是从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到“两个寄希望”，再到“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辩证过程。
其次是对统一后的制度安排，从毛、周的“一纲四目”到邓小平及江、胡的“一国两制”，基本上强调的主调就是不改变台湾的现状，这是从北京的立场看统一，表现出最大的包容和诚意，问题是换到了台湾、即使赞成统一的台湾同胞也必然有人要问，既然一切依旧，那又何必多此一举的“统一”呢？所以“一纲四目”与台湾人民无关，“一国两制”则是消极的统一方案。对赞成国家统一的台湾人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对反对统一的台湾人更没有说服力，习近平的“一国两制”除大家都看的共议台湾方案之外，更重要的在习的讲话提及国家统一对台湾的意义，他说“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达成国家统一愿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祥和、安宁、繁荣、尊严的共同家园中生活成长。”“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有强大祖国做依靠，台湾同胞的民生福祉会更好，发展空间会更大，在国际上腰杆会更硬、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所以两岸的再统一定可以为台湾同胞解除当代的焦虑，确定自己的定位，扩大自己的主体性的政治选择。那么习近平的“一国两制”是积极的“一国两制”。
“习五点”的特色之二，是对统一后的构想，是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再到积极的“一国两制”的辩证过程。
其三是习近平特别针对台湾某些精英，特别是高度崇洋媚外、不知自省的知识精英，他们常常自觉地将两岸制度的差异，偷换成制度的优劣，并视之为自我优越感、自我傲慢的根源，动不动就抬出“一国良制”的说法。习点出“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藉口”，正是对这些说法的当头棒喝。我们回顾一下两岸之争，在两蒋时代是以权力、正统为内涵，以意识形态为包装的政治斗争，所以当年蒋氏政权最能用以“自我保护”的一句话，就是孙中山在1919年的“孙、越宣言”中的立场：“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⑩但是1924年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第一讲，一开始就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我现在就是用民生这两个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⑪如果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来看，其实国共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是新旧三民主义之争而已，只是其后外力的介入才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或是西民主阵营和非西民主阵营之争。到了1978年底，中共启动了改革开放，在国家发展方面借用了资本主义的许多方法，这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纷纷弃守，社会主义及其制度也陷入重大的困境。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风光的年代，此一时期的两岸之间，可以说是制度之争，尚有几分正当牲；但是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和某些领域的超前，引起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普遍焦虑，而且情况愈来愈明显、明确的趋势下，美国开始流露出其恶霸的本质，不惜违背自己的制度和价值，倾全国之力欺负一个孟晚舟。⑫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破坏自己制订的规则，不遵守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价值之后，其制度还有多少值得学习的内涵呢？所以此时此刻习提“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的论述，除了为“一国两制”的正当性提出辩护之外，更积极的潜在意义，代表中共对自己的社会主义及其制度是有其自信的，而当今和今后的国际间的国家竞赛，已经从制度之争转向国家治理之争，反映到两岸之间亦是如此，否则我们也很难说明台湾民意的巨变。
所以“习五点”的特色之三，在论述两岸之争时，是从毛蒋的“意识形态”之争，到邓蒋（经国）的制度之争，再到今后的治理之争的辩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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