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中美贸易战是美国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 作者：朱云鹏（台湾），东吴大学巨量资料管理学院讲座教授、台北医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讲座教授、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中美贸易战就是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川普竞选总统的主要诉求。川普既然当选总统，中美贸易战就不可能不发生。当然，贸易战的发生，经济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政治和舆论上，美国需要一个敌人，现在美国就把中国大陆视为主要敌人，学者、参议员、众议员、总统都在讲，讲到后来可能造成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大陆的确是他们的敌人，而且很快地就要兵临城下。
就中长期而言，要结束两国争斗，必须让中美的对峙从零和变成多赢赛局。
一、中美发生贸易战的深层原因：中产阶级“美国梦”的破灭
笔者在今年年初出版《中美贸易战》一书（台北：时报出版），里面详细地分析了中美发生贸易冲突的深层原因，在于1980年代开始崛起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同时发生的全球化趋势，导致美国中土地带（heartland）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状况恶化，甚至落入贫穷。这些家庭将他们生活陷入绝境的愤慨，反应到选票，造就了美国政治版图的重组。这些家庭原来以为欧巴马的“改变”，可以为他们带来希望，但是8年之后，他们失望了：情况没有改善，还因为2008-09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的来临而加速恶化。他们忍无可忍，亟求翻身。
2016年大选时，川普和桑德斯的出现，为他们带来希望。川普代表反全球化的国族主义，桑德斯代表社会主义。二人都吸引了众多的支持者，但对美国、多数西方国家乃至任何世界上国家而言，只要国族主义出马，其他力量大多只能靠边站。所以川普赢得大选，而桑德斯的声势未能让他取得民主党初选的门票。
川普在纽约市自己的大楼里，发表参选共和党初选的演说。在寒暄之后，他正式演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美国有大麻烦，我们不再有‘胜利’了。”第二句话是：“我们上一次在贸易谈判打败中国是什么时候？”接下去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打败过日本？他们卖了百万辆的汽车到美国，但你什么时候在东京街上看到过一辆雪佛兰轿车？”他又说：“我们的工作机会被中国、被墨西哥拿走了。”
这就是他的竞选主轴，打动了中土地带生活陷入困境中产阶级家庭的人心，让他们从支持民主党候选人转成支持他。2016年美国大选，有五个中土地带的州猪羊变色，从上一次投给民主党的欧巴马，转投给共和党的川普，这五个州从西到东，分别是爱荷华、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和宾夕凡尼亚。
最近（2019年8月下旬），网飞（Netflix）和欧巴马合作推出一部纪录长片，叫作“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拍摄地点在俄亥俄州的代顿市（Dayton），主题是该市原先的通用汽车生产大厂于2008年倒闭，其后由来自中国大陆福州的福耀汽车玻璃公司接手，所发生不同文化间的互动，以及工厂劳方和资方关系的演变。
同样这家公司，同样这个城市，也是去（2018）年美国公共电视“前线”（Frontline）节目，所推出描述美国中土地带中产阶级家庭的纪录片──“被遗落的美国”（Left Behind America）的主角。俄亥俄州的代顿，老是被选中，有其独特原因。这个城市，在1960和70年代美国经济勃兴的时代，相当于今日的“硅谷”：它是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地方，是重要的汽车和机械生产基地，人均发明型专利曾居美国之冠，也是发明收银机的NCR公司所在地。
但是今天的代顿，已经沦为毒品集散中心之一，其贫穷率超过3分之1，是美国全国平均的3倍。代顿有大约40%的人口住在西城（West Dayton），绝大多数是非裔，但是西城沦为“食物沙漠”，没有超市，也没有医疗院所、商业活动，形同死城。
片中访问一位原来在通用汽车工厂工作，现在转为福耀玻璃员工的当地工人。他说，以前的薪水大约是每小时35元，现在是13元。这不表示福耀玻璃特别苛刻，否则它聘不到人，这其实就是目前美国中土地带制造业的平均薪资。
拿时薪35元的日子，是美国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一个汽车工厂的工人，有能力买自己的房子，可以每3到5年换一部车，可以每年到美国其他城市去度假，儿女上大学时有能力付学费。在那个年代，从战后到1970年代末，美国最富1%家庭以外的99%家庭，其所得占全部报税所得的比率，从二次大战前的76%，一路上升到92%。美国所得税最高级距的税率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是90%，从1960年代到70年代是70%。政府收到的税，用于建水库、高速公路、桥梁和公立学校，造就了强大的美国。那是“美国梦”可以实现的年代：任何出生或来到美国的人，只要努力不懈，不论其出身为何，都有机会可以过个有尊严的生活。
1974年保守派作家罗素·柯克出版《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将美国视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从《旧约》圣经中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到雅典的理性与荣耀，到罗马的美德与力量，再到伦敦的法律与市场，融汇于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在于宗教信念生成有秩序的自由观，再生成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而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保障。这就是“美国梦”的理论基础，而在柯克出版该书的那个年代，美国梦不只是假设，而是已经实现了。
但是好景不长，里根上台后，逐次把所得税最高级距税率调降到28%，许多社会福利措施被迫缩水。另外，随着全球化的兴盛，中土地带的美国人看到进口品涌入、工厂搬走。美国99%家庭所得占全体报税所得的比率，一路下跌，现在已经跌回到二次大战前的水准，不到8成。川普的反全球化国族主义，于焉诞生。
中美贸易战就是反全球化国族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川普竞选总统的主要诉求。川普既然当选总统，中美贸易战就不可能不发生。
二、美国需要一个敌人
当然，贸易战的发生，经济不是唯一的原因。在政治和舆论上，美国需要一个敌人，上述《中美贸易战》书中引述了美国战略学家戴维·罗特科普夫的话：“美国一直在不屈不挠地寻找敌人。我所说的‘寻找’不是指找到和击败他们。我的意思是，美国似乎从内心深处需要敌人……政客们喜欢敌人，因为敲打敌人有助于煽起公众的情绪，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上转移开；国防工业喜欢敌人，因为这能帮助他们赚钱；学者们喜欢敌人，因为敌人让他们的出版物畅销。” 现在美国就把中国大陆视为主要敌人，学者、参议员、众议员、总统都在讲，讲到后来可能造成很多美国人相信中国大陆的确是他们的敌人，而且很快地就要兵临城下。
中国有全球最多的人口；但从其平均每人所得，以及主要产品的科技含量来看，虽然进步快速，目前为止仍然属于开发中国家。世界上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的关键尖端技术和设备，都掌握在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手中。但对于“中国恐惧”的散布者而言，他们没有看到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动荡中持续快速成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国民所得和各项生产日益接近或超越美国，而且积极改善军事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成为美国秩序的潜在或实际竞争者。
有些学者文字上强调希望美中不要发生战争，但是他们很多人其实是在鼓吹恐惧、鼓吹战争。例如写《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一书的艾利森教授，在该书的第十章，讲述未来美国可以有的战略选择时，艾氏提出四个可能性：第一是“调适”，意思是藉由调整与强大对手的关系来适应新的权力平衡，第二个选项是“破坏”，第三个战略选项是谈判出一种长期和平，第四个选项是重新定义双方的关系。在“破坏”这个选项里面，最可以动用的武器就是台湾，他在书上这样写：
“作为分裂中国和打击北京政权士气的策略的一部分，何不……支持西藏和台湾的独立，中国毫无疑问会对这些举动采取暴力的反应……美国军队可以暗中训练和支持分离主义叛乱分子……通过鼓动中国内乱，让北京……无瑕他顾，美国可以避免，或至少大幅推迟中国对美国统治地位的挑战。”
三、中美应在有益民生的科技发明和治理制度方面进行良性竞争
既有的资讯显示，中国大陆在和川普政府的接触中，曾不止一次表达，中国无意与美国竞争世界领袖的地位，但这显然未能阻止川普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关税、升高贸易战。到了现在，中国大陆似乎已经决定，如果美国只是要求改善贸易的不平衡，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那谈判的大门永远敞开；但如果美国是要藉由贸易战改变中国制定工业化议程的自主性，打破中国以国有事业为根基的经济体制，那只能奉陪到底。
贸易战已经造成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走缓，也为美国进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加温，如果川普基于面临连任选举的压力，而在未来和中国达成以调整经济利益为主的协议，应当不让人意外。四位美国NBER的学者最近发表一篇名为“回到保护主义”的论文（No. 25638），计算了去（2018）年美国对各国实施贸易战以及遭到报复后，对于美国各州各郡贸易财部门实质薪资的效果，发现在2016年对川普支持率愈高的郡，受到的负面效果愈大。所以，贸易战已经在经济上侵蚀了川普的政治基础。
但是，如果在政治氛围的变化下，川普认定反中国和爱国主义的诉求可以为他的连任带来更多的选票，那他也可能坚持到底，而导致迟迟无法达成协议。毕竟，那些支持川普的州，也是盛行“爱国主义”的州。为了爱国而饿肚子，美国做过，其他诉诸国族主义的国家也都做过。
无论贸易协议是否达成，中美之间的对抗在短期内不会终止。中国大陆采用不同于西方的国家体制，但是持续成长与壮大的事实如果持续，对于美国而言，仍将是巨大的威胁。对中国进口品的关税持续调涨，可能造成部分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用于生产出口品的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地方；但是基于成本和周遭供应链完整性的考量，他们很难迁移到美国，绝大多数会迁移到亚洲其他国家或墨西哥，对于中土地带的家庭并无实益，不能解决根源问题。
就中长期而言，要结束两国争斗，必须让中美的对峙从零和变成多赢赛局。有几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大家宁可看到两国尽速签署贸易协议，结束双输的关税对垒，而将竞争领域移转到科技和发明的民生运用。在中美竞争的过程中，全世界的生产安排可能因此而产生巨大变化。美国会试图恢复制造业的供应链，而中国会加速填补它的科技空缺，如果这不会升高到军事冲突，对于两国而言都不是坏事。对于所有其他国家，在供应链重组的过程中如果能找到自己可以发挥力量的位置，未始不代表转机的来临。
在此同时，如果美国能够采取积极政策，大力改善中土地带的公共建设，推动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协助中产阶级家庭获得重生，那整个美国反中和反外的情绪，就有可能获得纾解。
在中国大陆方面，内部也有很多问题和矛盾亟待解决。中国大陆如果想要在未来真正成为崛起的伟大国家，光能提供品质优良、价格便宜的产品和服务还不够，还需要拥有让他国人民景仰的制度。中国大陆可以追求建立与西方民主国家不同模式的体制，但不论这个体制如何命名，它都需要具有两个特色：一是让经济发展的果实由大多数人民共享，而没有被垄断。二是做决策的人选以及做决策过程的正当性，应当立基于公共政策受众的正面评价；这些评价可以经由有效管道，投射到或被纳入决策机制。
在这方面，韩国文在寅总统的例子值得学习。文总统在当选之后，对于新古里两座兴建中的核能发电机组，用审议民调（deliberative polling）的方法决定去留，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肯定。五年多前，笔者在本刊曾发表“香港政治可否采用慎思民主”，鼓吹类似的机制，但可惜香港政府没有做，没有系统性地探求民意。看到最近香港的动乱和悲剧，不胜嘘唏。
中国大陆如果能在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发明上和治理制度上，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相互竞争，将是最好的良性竞争，是中美两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福气。
四、中美应当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在中国大陆和美国，以上所说的各项正面发展都没有发生，贸易战转变为双雄争霸的加剧，最后陷入古希腊作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所描述当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毁灭性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无疑地将是人类的浩劫。即使只是区域的代理人战争，不论发生在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还是中国南海，都会对东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因此在该书的最后，作者呼吁和平使者能够出现，让中美两国的对峙和缓，从零和变为双赢，乃至多赢。
《中美贸易战》即将有韩文版问世。笔者特别为韩文版写了一个序，在此引用该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这个世界很大，足以让中美两国，还有其他所有国家，共存共荣。”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10月号，总第2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