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香港接着沦陷，他又回到潮州，后来到了广西无锡国专。一直到抗战胜利，饶宗颐才回到广东担任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对话
记者：少年退学，在社会求学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饶宗颐：虽然从学校退学，但我是为了在社会上更好地求学。我一直比较倡导潮学研究，因为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很多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也很有研究价值，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记者：除了潮学之外，您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有很多人都觉得您“神通广大”。
饶宗颐：因为我从小开始，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好奇心，希望寻根究底。我在研究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香港潜心治学
做学术研究，有个安定的环境很重要，香港是个避风港，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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