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这些地区在学术研究上，有无给您留下印象特别深刻的？为什么？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感觉做学问很枯燥。从潮州到香港，再到世界各地，这个求学圆梦的过程，您有感觉过辛苦么？您又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饶宗颐：做学问同做艺术，都是一个苦心，要在苦中求乐。我在香港曾写了一本名为《长洲集》的诗词集，其中有82首“和阮籍咏怀诗”。当时创作这些仅用了5天时间。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那时我带了一把古琴，在长洲岛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边弹古琴边写作，感觉诗心和琴心相通，这样创作就感觉有乐趣了。
文艺复兴时代
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家的恩惠，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文艺复兴”的时代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退休。此时，改革开放之风开始吹拂中国大地。
阔别内地30年后，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翌年，在曾宪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每行一处，皆有著述。
此后，饶宗颐的身影开始频繁出现在内地学术活动之中。“世界五洲已历其四，华夏九州已历其七”。
饶宗颐的研究不断深入。期间，大陆出土了很多新的历史文物，为饶宗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饶宗颐精习法语、日语、德语、英语、印度语、伊拉克语6国语言文字。通谙外语，为他提供了打开异域文化之门的钥匙，他自如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博采众长。
统计饶宗颐的创作时间可发现，他退休后发表的文章远超于退休之前。
近年来，随着年事渐长，饶宗颐较少外出，社会活动亦随之减少。但他亦并非埋首故纸堆中不闻窗外之事。新的学术动态、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旧十分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