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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金的核心直指“大内” |
中评社讯╱题：“扁黑金”：成因及特点全透视 作者：蒋荣钧（上海），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民进党深陷弊案泥淖
去年下半年，涉及台湾陈水扁当局的“高捷弊案”、“股市秃鹰案”、“中华电信释股案”、“高铁延宕案”、“林文渊中钢分红案”等五大弊案连连曝光，成为对陈水扁当局黑金政治的第一冲击波。当时，台湾著名学者南方朔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事件不可能到此为止，更多更大的滥权、贪渎、无能、腐化，以及愤怒，必将继续地出现。”
果然被南方朔言中了，这是台湾社会的不幸。今年以来，陈水扁当局又深深地陷入了第二波弊案丑闻的巨大冲击之中。“台湾的弊案丑闻大量浮现，其层级之高、规模之大、所涉金钱利益之多，纵使第三世界几个恶名昭彰的贪腐政权，说不定也要甘拜下风。” 如果说去年的弊案多少还是环绕着陈水扁的秘书、亲信在周边展开的话，那么今年的诸多弊案则是紧紧围绕着“第一夫人”、“第一女婿”、“第一亲家”而逐步深入到台湾权力中心的。揭弊成潮，波起浪涌，形成排山倒海之势，标志着台湾的政治生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今年以来的台湾弊案丑闻，“一日一曝”，使人目不暇接。案中案，案外案，盘根错节；涉案人之多，令人咋舌。时至今日，“第一夫人”吴淑珍，被爆料涉入的弊案有：“SOGO礼券案”、“SOGO经营权案”、“第一夫人炒股案”、“国票金控董座关说案”、“第一夫人介入人事案”以及吴淑珍之侄吴泰德“特权顾问案”等。“第一女婿”赵建铭被爆料涉入的弊案有：“台开内线交易案”、“台开联贷案”、“台开关说卖官案”、“国票金控董座关说案”、“药商行贿案”、“生宝脐带血案”、“特权炒楼炒地案”、“关说人事案”、“逃漏税案”等。陈水扁亲信马永成、陈哲男被爆料涉入的弊案有：“司法黄牛案”、“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ETC）采购案”、“总统府人头炒股案”、“SOGO礼券案”、“SOGO经营权案”、“台肥人事任用案”、“台开联贷案”及涉嫌“卖将官案”等。陈水扁前侍卫长、台后备司令余连发上将涉及“内线炒股案” 。“第一家庭”律师林志豪、会计师张兆顺和医师黄芳彦也涉入“SOGO礼券案”、“太百股权案”、“台肥人事案”、“台糖协会案”等。至于台湾当局各部门、各地方的弊案，更是举不胜举。
尽管陈水扁一再声称弊案与己无关，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这些弊案与陈水扁所握有的权力有关，涉案人与弊案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权力与金钱的关系。“把最近所爆出的总统府相关人士、第一家庭、第一亲家、第一女婿以及二秘三师等所有弊案摊在阳光下清点一下，怎么不会让人触目惊心。如今还有什么权位不能卖？将官、警官、文官、校长……，想得到的，想不到的，能开出价码的都买得到。如今还有什么钱是不能拿的？政治献金、内线交易、金钱馈赠、中介回扣……，有人敢给，就有人敢拿。如今有什么礼物是不能收的？百万名表、百万名笔、珠宝钻石、古董字画……，寻常百姓一辈子看不到的奢侈精品，不仅收下了，还穿戴在身上。”当年民进党“清廉、勤政、爱乡土”的选举标语，如今却是“奢华取代了清廉、卡位取代了勤政、炒地皮取代了爱乡土”。民进党已深陷贪腐泥淖，正在加速沉沦。
弊案连连绝非偶然
一个以“清流共治”、“反黑金”起家的民进党，登上台湾执政舞台仅仅6年，为什么会迅速地演变成为一个贪腐横行、弊案累累的“黑金帝国”？
（一）先天不足的民进党
民进党是一个靠街头政治起家的政党，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民进党新潮流系“学运世代”的代表人物、现任财团法人“春雨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邱太三道出了民进党作为街头党的素质低下：其精英偏于律师、编辑，缺乏行政经验和组织、经济运筹的专业技能。民进党快速执政后，“由于人力、能力等准备不足，以致无法善用执政资源”；“为延续政权，又在‘中央’及地方招降纳叛，拉许多形象不佳的人入党；在党内提名机制上，因人头党员充斥，令提名候选人素质下降”、“尤其是执政当局在重要的政府及公营事业职务上，用人缺乏一定标准，只由‘总统府’、派系、夫人把持，造成用人唯亲、分赃、酬庸的不良形象”。 这种执政品质为日后的贪腐埋下了种子。
（二）被漠视被破坏的制度
民进党作为一个街头党，通过和平选举完成政党轮替，显现出严重的“革命症候群”。症状之一是：“旧制度的破坏成为必要，新制度却又没办法那么容易接替建立。结果造成一种制度的真空，或者至少是制度的失落”。“新旧变革后，对制度的尊重却没了着落。一下子冒出来许多人相信反正旧制度迟早该被打倒，所以自己可以不受制度约束，自己的意志高于制度，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外于制度”。陈水扁当局的司法制度服务于政治需要，监察制度又形同虚设。赵建铭“台开弊案”让人们看清了民进党上上下下最关键的问题是“内线交易”，即“不从正式、正常、制度化的管道进行一般性交易，却依赖私相授受的资讯，设计规划牟取额外的、不当的利益”。“‘内线交易’的根本精神，就是私人利益的贪婪，凌驾了制度”。“政治权力场上的‘内线交易’则必然助长一些人对于盗取公共职位与资源的贪婪”。
（三）绝对化的失控的权力
“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台湾近几年来“贪渎横生、千疮百孔”，“是因为相称于政治公职所拥有的巨大权力，促其负责的制衡力量太小之故”。 “革命后破坏制度的浪潮，提供了强人崛起的条件，经常造成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由集中而来的滥用。” 正因为陈水扁把权力集于一身，“权力全无节制，扁也种下今日弊案连连的恶果”。吴淑珍、陈哲男、马永成、赵建铭等人“祗是陈水扁集中权力、扩大权力、滥用权力的喽啰而已”。 台湾著名学者南方朔认为，“今天的台湾已沦为‘盗窃统治’”，亦即“统治者利用公权力，藉着各式各样的操作，把国家资源和金钱送到少数特定人士的手中”。 所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深有感触地说：“拥有权力的人，承受苦难易，拒绝诱惑难；掌权者必须要清楚认知，权力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力行使必须具有公义性，不能为所欲为。”
（四）政治营私的政商关系
从去年的五大弊案到今年的“SOGO股权案”、“ETC案”等，使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台湾玉山科技协会秘书长张忠本指出，在蒋经国时代的政商关系是“以政领商”，李登辉时代是“黑金政治”，到了陈水扁时代则是“政商勾结”。“就连政府高官也介入当‘掮客’，金额之庞大、手法之粗糙、吃相之难看，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政商勾结关系等于‘开了后门’，企业认为可以走‘这条路’，利用政商关系去影响政策”；“当大企业为了争取自身利益而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在乎道德规范、社会观感时，唯利是图，那是很可怕的”。这种政商勾结在2003年到2004年初大选前夕形势不利于民进党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人“利用金钱、官家资源分配、公共工程及政府采购案手段来收买政商社会各种势力。祗要对绿色政府效忠卖力，即可分配到官家资源，例如贱卖公有金融机构给新兴财团，大肆推动各类无效的公共工程，让自己人有钱可赚。”“最令人失望的是民营化或公司化之后，这些公营事业变成了可以规避民意监督的利益竞技场，民营化的目标也被政治人物扭曲。” 在台湾已形成“一个政商勾结的大体制”，“总统府及第一家庭因而成了台湾政商勾结、贪渎滥权的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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