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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扁现象：什么样的土壤培养了他？ |
中评社讯╱题：陈水扁现象背后的制度与价值观反思 作者：章念驰（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
台湾民进党原主席施明德带领台湾百万民众掀起了第三波“倒扁”风潮，而台湾的另一个“民主运动捍卫者”龙应台女士表示她不会向施明德捐出一百元。她说，问题不在要不要“这个威望不到膝盖高的‘总统’”下台，而是应该追究台湾怎么会产生而且容许他苟延残喘的整套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人民自己脑里的文化思维。”(1)我不想评论龙应台这样做对不对，但我认为她提出了一个极其严肃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民进党从1986年诞生，为什么会迅速发展成长、壮大，以至2000年登上执政舞台；但又为什么会迅速没落，今日民进党支持率仅达18.1%，而陈水扁支持率仅达18.3% ；有54%的民众认为陈水扁应该下台，有45.5%的民众支持倒扁，有68%的民众支持施明德倒扁，但为什么有59.2%的民众认为倒扁难以成功……。(2)是谁培养了容许陈水扁苟延残喘的体制以及今日台湾民众的思维？这比一味要这不要脸的“总统”下台以一图痛快更为重要。这是两岸都无法回避和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任何幸灾乐祸与盲目乐观或悲观，都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为台湾病体找到发病的原因。
背弃初衷而迅速堕落的利益党
民进党在国民党威权时代，在体制外反对专制独裁，反对贪渎腐败，追求民主进步，要求改革开放，要求台湾人当家作主，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抗争坐牢，它无论如何曾激动过当年民众，博得过民众同情。尽管它是一个街头党，尽管它非常草莽，尽管它的“台独”主张并非让多数人支持，但它给过台湾人民一个希望，因此它能于2000年击败拥有二百万党员、一百年党龄的国民党，被台湾民众视为“变天”，被西方社会视为民主的成功范例——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民进党许诺将组成全民政府，将走中间路线，人民无不企盼。民进党人也踌躇满怀地说：“执政二十年无敌手！”
而登上执政舞台的民进党，却没有中间路线、没有全民政府、没有政绩、没有改革、没有进步、没有民主，甚至没有反黑金、没有兑现执政前的一切许诺，反而迅速黑金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党。民进党党员与支持者，除了“依附、禁声、犬儒和伪善，对核心价值的沉沦一直只有看着、包容着、体谅着。”(3)它2004年就该下台了，所有民调反映它的支持度远远落后于“泛蓝阵营”，而陈水扁依靠“两颗子弹”继续执政，民进党人为了保住权力向魔鬼妥协了。于是陈水扁一伙变本加厉贪渎腐败，从陈水扁身边人到外戚赵建铭一家到夫人吴淑贞到陈水扁本人，“明也贪、暗也贪、大也贪、小也贪”，“总统府”成了贪污中心，完全到了不知廉耻的程度。各种弊案纷纷被揭发，如：高捷案、台开案、二次金改案，秃鹰案……多达数十个。(4)而整个民进党竟不敢反对，一味为扁护航，彼此堕落为一个“共犯结构”，完全背弃了初衷，背叛了人民，只是成了这“利益集团”的一个维护者，丧失了灵魂。在今日民进党眼里，“只有权力逻辑”，而没有伦理与价值；“民进党目前也正以出卖自己灵魂，来固守自己最后的权力版图。”(5)
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大权独揽，完全无视现行宪政体制——双首长制，短短六年，更换“行政院长”五次，而陈水扁一家又让民进党深陷风暴之中。但民进党依然没有反省也不敢反抗，百万人倒扁而民进党依然要护扁保扁，民进党为什么心甘堕落？这是一个很难讲通的现象，但台湾《新新闻》1012期杨照《派系解散，恶斗开始》一文很好解释了这现象。杨照说：民进党执政后，“陈水扁挟持了从未想像过的这么庞大的执政资源，”从而“快速驯服了民进党，把民进党绑在了自己身后，成为对他无条件支持的后盾”；而“在民进党‘陈水扁化’过程中，大部分派系都屈服于陈水扁威胁利诱双管之下”。李雪丽也有过同样论述，她说：“民进党的变调、肇因权力。”2000年民进党胜选后，“陈水扁向在场人士透露，‘总统有五千多个位子可运用’，权力带来了许多的喜悦。”(6)利益使民进党人与民进党成了利益的奴仆，使这个党变成了一个利益党，无怪稍正直一点的老民进党人，稍有一点原有理念的老民进党人，从朱高正、施明德、林正杰、陈文茜、许信良、郑丽文、林义雄……都纷纷离开民进党，执政后的民进党对他们来讲变得如此陌生了。一个政党执政后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有反省机制，仍会有活力，但要是放弃了理念与核心价值，则覆不可劫了。
说到底，所有的大道理与崇高理念，在执政后的民进党眼里变得如此渺小，“民进党对清廉、民主、人权、法治根本没有信仰，自己人的利益才是核心价值，真正的追求目标只剩下一个，即“我们自己人掌权”；一切为了“继续保住江山，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弊案连连也要死命辩，哪需要谈什么最高或最低道德标准。”(7)至此，民进党不要说作为一个执政党是不及格的，连作为一个政党也是不及格的。为了保住权位，民进党的府院党使尽浑身解数，这个团队的前锋负责“谩骂、指责、硬拗”；它的中场负责散布“绝不下台，有问题去问别人”；它的后卫负责“悲情、懊悔但再给机会”；它的啦啦队负责散布“什么都没错，什么都统统对。”(8)至于什么公义、道德、廉耻……统统都弃之不顾了。由此看来，民进党根本不具有真正的先进性而始终带有太多小农的草根意识，只是在台湾这特殊的历史进程中，有着强烈的本土与民主的呼唤，给了民进党一个机会。这种所谓的“政党轮替”带有太多的局限性，民主意识太少，进步动力太弱，充其量是一场“农民运动”，而一旦到了“京城”，依然当皇帝和鱼肉人民。民进党成立至今不到二十年，从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党演变成了一个不讲民主不讲进步的党，这是一个值得总结的悲剧，是形成台湾乱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造就陈水扁的原因。
恶质的选举制度让台湾陷入意识形态斗争的泥潭之中
当利益来自权力，权力来自选票，这样的观念与制度一旦确立，台湾便陷入以选举为中心的政治生态，整个社会便环绕了选举走。民进党成了选举机器，陈水扁成了选举怪兽；为了胜选，他们研究了怎么煽情，怎么制造选举议题，怎么抹黑抹红……。民进党前副秘书长钟佳滨说：“1996年后，民进党已经把大部分的力气放在如何经营选举，如何取得政权上，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里，少有政策辩论，只剩下初选与提名制度的修改。”(9)最后他们发现最有效最廉价的选举工具——就是操弄族群矛盾和制造统独对决，就是拨弄意识形态将台湾变成蓝绿两种颜色，绿的代表本土代表爱台，蓝的代表外来代表不爱台，将“台独”美化为爱台，将统一丑化为卖台。于是陈水扁与民进党不断制造族群矛盾和社会对立，不断毒化两岸关系，“因为它相信自己所属的主流族群的票源占人口多数，只要族群继续仇视，民进党就能因为本土选票的同仇敌忾而胜利。此外，民进党已没有信心以其他方式得到多数支援。因此，一面不断戮刺着历史伤痕，一面在社会切割出更多道伤口，吸吮着台湾的血液维生。”(10)
为了选票，陈水扁与民进党需要制造仇恨，需要制造危机，需要制造斗争。他们的逻辑是越独越爱台湾，他们用这个逻辑刺激大陆作出反弹，而每次反弹又成了他们巩固基本盘、压制内部矛盾的口实，从而使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这种以意识形态治台左右了台湾政局的时候，当这种意识形态盖过一切的时候，当民粹主义主导一切的时候，台湾社会与人民就没有民主、民权、民生而言了。
出现这样一种状况，错误不在于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运动，而在于陈水扁与李登辉将民主化变成了“民粹化”，将本土化变成了“去中国化”。也许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来得太快了，而且成了陈水扁与民进党的专利，他们垄断了对“民主化与本土化”的解释权。今天人们开始意识到“台湾是民主的暴发户，拥有民主但不懂民主”；“社会与政府看似在民主的机制下产生，但是实际上全是由一群物性（易于驱使、激化、利用）的人所制造的政府。”(11)“本土化”——“本土政权”成了掩饰一切贪腐堕落的盾牌，而“民主化”成了一个贪渎政权无法无天的护身符。“台湾虽然已经有了选举民主，但是追求政治与社会正义的公民文化却仍十分浅薄。”(12)“民主政治的真义，绝不是‘统治者无论如何贪腐不义，等到下次选举再说’；亦绝不是‘不能容忍总统府前交通瘫痪，但可以忍受严重贪腐不义的政权’”。(13)台湾民众有了选举权是好事，选票固然可以表达民主，但“选上了不管如何烂，也应该让他舒舒服服做完”，则是反映了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的不成熟。宪政民主的核心意义是统治者不得滥权，而非滥权者可以得到任期保障。
当选票成了政治人物最大的目标时，整个社会的政经关系也随之变化：首先是五花八门的政治献金正当化，其次是猖獗的黑金政治公开化，最后是政治人物与财团利益输送合法化。尤其是民进党执政后，与金主互动无法建立制度化运作机制，而是主要依赖于直接的个人关系互动，金主与大企业家要出入府院，能获得“绿顶商人”身份，能分得更多利益，则是必须设法巴结上府院的核心人物，通过他们与陈水扁建立起利益互输的政商关系。于是陈水扁身边的红人从陈哲南、马永成等——到外戚赵建铭一家——到陈水扁老婆吴淑贞，无一幸免地被金主们拖下水。他们从雁过拔毛到直接索取，无一不中饱私囊，一个一个成为巨贪。这些人固然贪婪，而这种政商机制使他们无一幸免落水，乃制度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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