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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走向和平、融合、统合，最终走向统一，是一个不以人的喜欢或不喜欢而决定的必然趋势。 |
中评社讯╱题：必然的趋势：评任雪丽教授关于“台湾四代人”的论述 作者：章念驰（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一个不谋而合的结论
前不久，我撰写了《两岸关系二十年：感受与启示》（发表于《中国评论》2007年4月号总第112期），提出了两岸走向统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统一作为一个过程，在这二十年来的两岸交流交往、经济融合和对话谈判中已经成功展开；但统一又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这过程中会卷起“台独”的浊浪，如同乌云会布满两岸的晴空，这是台湾特殊的历史经历与社会政治决定的。然而，这种追求会让岛内民众付出极大代价，最后人们像发了一场麻疹或感冒，会摒弃这种极端追求，两岸的前景会是光明灿烂的；在决定两岸命运的过程中，大陆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需要深入瞭解台湾，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我们没有一整套与生俱来的对台政策与理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完善我们的对台主张，从而去赢得台湾民心。我文章中的潜台词是勿急毋躁，不要被“台独”的表面现象吓慌，要认真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的立论可以说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是自己近二十年从事两岸关系的心得。
然而，我从3月22、23日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中，读到了美国的两岸关系学者任雪丽（Shelley Rigger）教授关于《台湾理性主义的兴起与影响》一文，让我非常兴奋。她从岛内四代人的思想形成和性格特点，去解释了岛内政治和两岸现状，去阐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原因，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变化，细致刻划了两岸尖锐对立后面的历史因素、制度因素、国际因素等。
任雪丽指出，1931年以前出生的为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度过的；1931—1953年出生的为第二代人，是国民党专制鼎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为民主化与本土化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代表了两种极端意识；1954—1968年出生的为第三代人，他们成长于台湾的政治过渡期，他们的意识较第二代淡薄多了；1968年以后出生的为第四代人，是在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基本完成后的一代，他们的意识与追求与前几代有了更大的不同。
这四代人中的第一与第二代人对两岸关系最具破坏性，“去中国化”、“正名”、“制宪”、“爱台与卖台”、“认同台湾”等极端诉求均出自他们，如今活跃于台湾政治舞台的也均是这批人，如李登辉、李鸿禧、辜宽敏及陈水扁、吕秀莲、邱义仁、陈唐山、游锡堃、谢长廷、苏贞昌等；当然这两代人中还有连战、宋楚瑜、马英九等，但这批人的政治影响力在逐步消退。年轻一代台湾人的看法倾向于务实，如段宜康、罗文嘉、李文忠、郭正亮等民进党人则提出了“新民进党运动”，公然挑战前两代人。而第四代人则对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表示冷漠，他们不以讲“台语”自诩为“爱台”，他们相反选择了讲“国语”；他们对强调自己“爱台湾”的人表示厌恶，他们嘲笑持极端意识形态的人，认为统独都是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是不真实的问题，他们开始摒弃仇视中国的孤立主义。相反，他们认为一个辽阔的、欣欣向荣的祖国是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们希望大陆展开胸怀接纳他们。经过细致调查与研究，任雪丽教授对两岸前景表示乐观，她并不认为时间不在大陆一边，她也不担忧台湾年轻一代会彻底被“台独”洗脑，她对有些人认为即使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台湾年青人也不会认同中国的论调表示质疑。
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对两岸前途作出如此判断，是令我们耳目一新和深感兴奋的。且她的判断与我文章的立论不谋而合。她是实验主义的，即通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多年的追踪、调研、分析，尤其通过她的“焦点小组”问卷调查与访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结论显然不是趋炎附势的。而我的研究则是经验主义的，从历史的研究和实践中来，她的结论可以说是我文章的一个很好的佐证，证明吾道不寡。
一个真正学者的知者之言
去年，任雪丽教授在复旦大学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访问学者，这期间曾两次来东亚所访问。我问她，近年在做何研究？她说，在研究台湾年青人，已进行若干年了。这真让我汗颜，我等皆是以统一大业为己任的人，却鲜有人去研究台湾年轻一代的。我知道她很早就开始两岸关系研究，当我们对台湾政党政治生态还比较陌生、还未充分认识民进党为何物时，她已出版了《台湾政治的改革》（1999年）、《从反对党到执政党：台湾民进党》（2001年）等专著。我又问她，像她这样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美国有多少？她说，大概五个。这又让我惶恐不已，我们可以说有千军万马在从事对台工作，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人也有万计，却鲜有以阶层分析的方法去分析台湾社会的。
任雪丽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她身上没有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或台湾问题“专家”那种傲慢，那些人只有立场而没有学问，只会一味地为美国利益与立场辩护。在两岸关系的研究上充斥着很多以一般常识去看待台湾问题的人，他们完全忽略了几代台湾人成长中的不同历史背景与政治现实，忽略了台湾问题的特殊性。而任雪丽是搞学术的，是尊重事实的，是从科学研究中去寻找结论的，这实在是很罕见的。有一次我接待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自傲地说，他是美国真正的台海问题专家，就像大卫森学院的任雪丽，最后他又拖了一句——当然我要比任雪丽稍差一点。
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判断，不应当是从表面现象去得出一个武断的结论，而应该用科学的研究态度。任雪丽说：“我没有笼统地考察舆论趋势，而是对资料加以分析，弄清观点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龄组之间分布的。”她曾数十次前往台湾调研，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如1925年，国共斗争期间，毛泽东就在调研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任雪丽教授对台湾问题的研究也是采用了对台湾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方法，指出台湾的特殊经历产生了“台湾民族主义”，但这“民族主义”在台湾四代间的影响在逐步递减；尤其在两岸开放交流的近二十年中，台湾的“民族主义”与大陆的“民族主义”在交融，坚持“台独”或反对改善两岸关系趋势将得以缓和，只要大陆措施得当，两岸前景未必悲观。她的看法未必是在讨好美国，也不是在讨好台湾，更不是在讨好中国大陆，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知者之言。
日本有位著名的两岸关系学者叫若林正丈，他写过一本专著，说台湾与中国本是一国，但台湾割让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并不一致，然而，两岸的开放交流、经贸、对话、谈判……让这两个不同的“民族主义”渐渐融合，以后可能形成一个新民族主义。若林正丈教授的结论与任雪丽教授的结论竟也不谋而合，这也许是学者过于乐观的结论；而政治家面对严峻的两岸关系与陈水扁之流的挑战，可能并不乐观，这毕竟也是一种政治现实，但现实终究要让位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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