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对两岸采取一种双重遏制的模糊战略，一方面，它不愿因其定义的现状被“台独”势力破坏而卷入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放心因统一而会更加强大的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有深深的顾虑。在这种长期的政策困境中，近年来美国政界和学界出现的一种被称为“权力转移”的新理论，似乎提供了某种解决思路。这一理论主要是探讨如何处理好一个上升的大国和一个守成的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而避免两个大国发生诸如战争等极端对抗情形。根据这一理论，上升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如何相处、转型进而相互适应，要比美国如何保卫台湾重要得多。佐立克在讲话中提及“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或者是国内对这种体系的支持”，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美国正在考虑如何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
第二，在战略上，中美“共同管理”可以适当纠正台海原有架构易向美国利益倾斜、台海局势由美国单方面支配界定的局面。
长期以来，由于实力差距的悬殊，台海局势事实上在美国的主导之下。美国将其单方面定义的台海现状与美日同盟的同时存在视为最有利的战略，并且将台海列为“美日安保共同宣言”的目标之一。但是，美国决策内部也发现，正是由于美国单方面管理的机制助长了“台独”的迅速膨胀，“台独”势力的膨胀具有某种不可控性，将可能把美国拖入战争危机，从而威胁着美国的战略利益。
因此，在美国既保全主导权又避免“台独”威胁并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必然要对这两项目标仔细权衡。考察到现实的需要与可能，美国在台海地区的战略架构将以突出基本的力量平衡为目标，其可能的平衡架构不得不包含以下两个内容，其一，认可“美日同盟”与“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存在，即同时与中、日维持战略合作关系，适当弱化台海作为“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战略目标的意义；其二，认可美国的和平原则和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相互制衡，即美国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中国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反分裂国家法》应对台海局势。
某种意义上说，中美“共同管理”适应了美国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的战略需要。如果两国逐渐确立一系列精细的合作机制，将能更有效地维持均衡稳定的现状。
第三，“共同管理”将加速台湾问题的边缘化，减少“台独”势力要挟大陆、混淆国际视听的机会。
当前，台湾在东亚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逐渐出现边缘化的迹象。“台独”政治人物鼓吹的所谓“台湾主体性”在一系列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台湾的日益远离亚太政经核心，必然会影响它在美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的确，“台湾迅速边缘化”的观点正在美国的官员和智库中盛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如果再任由“台独”势力的冒险挑衅，中美关系将被拖到一个很不利的境地。
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寻找应对中国大陆快速崛起的最佳战略对策，它在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含义作出决断性结论之前，仍会将台湾问题放置在一种所谓的“战略悬空状态”。虽然对中国“共管”和平的倡议作出积极回应甚至着手建立中美定期的高层战略对话，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找到了最佳策略，但美国开始重视与中国在台湾事务上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台湾问题作为重大议题之一被放到了战略合作的对话平台上，一系列的声明与举措表明，两国将致力于对台湾问题的公开或不公开宣示的“共同管理”，使台海局势处于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因此，至少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的“战略悬空状态”已有所改变，颇有走向“战略边缘状态”之势。而在中美共同主导台海情势发展的架构下，台湾的置喙空间将大为缩小。
中美“共同管理”模式的“风险评估”
必须正视的是，佐立克积极乐观的政策阐述仍难以撼动中美关系长期形成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疑虑的格局，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仍然存在，而且，中美之间存在的一些深刻分歧，如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会因“共同管理”的形成而迅速消除。因此，对中国来说，在审时度势、灵活决策的同时，更要冷静而慎重地评估这一战略设想的风险性。
首先，应有之势并非必然之势。台海稳定无法离开中美的共同维持，中美合作“共管”本来就是应有之势，但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深刻顾虑，来自美国内部的遏制思维仍然会不断干扰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与合作。
“共同管理”的设想在美国国内面临重重阻力，它的实施和维持并非轻而易举。众所周知，美国对华政策历来都是美国朝野分歧的焦点与利益平衡的结果。在美国新保守派看来，中国崛起无疑成为了“中国威胁论”的新注解，是中国对美国全球超级强权地位的挑战，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有缺陷的，需要重新评估，因为它不能在中国崛起的事实面前保证美国利益的最大化。2006年2月6日，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美国必须“对一个大国或正在崛起的大国未来选择敌对道路的可能性加以防范对冲”，这个大国便暗指中国。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谭慎格也认为，“美国和中国在利益上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从经济到地区安全，几乎每一个领域，美国和中国的利益都有冲突。”显然，这一类观点牵制着对华政策的积极变化。
由于美国新保守派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的政策调整必然要对这种顾虑有所安抚。事实上，佐立克的讲话确实隐含着对中国崛起的焦虑，这无疑是平衡国内政治分歧的结果。
其次，美国中心主义对互信共识的侵蚀。“共同管理”在实施模式上强调中美的地位平等和利益均衡，但美国不会放弃主导中美关系和台海局势，美国中心主义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
在美国人的观念中，美国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这一观念认为美国应在全球扮演与其实力相当的恰当角色，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及独一无二的道德力量，既有力量，也有权利按它认为适合的方式在世界行事。尽管美国中心主义从本质上说无助于建立和巩固一种合作的全球秩序，但它始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价值坐标。佐立克的讲话便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充满着这种“美国中心主义”。比如，他所讲的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所依据的“负责任”的标准实际上是美国标准，是要中国的政策对美国或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负责；他还提到中美不仅要在共同利益，而且还要在共同价值观上发展关系，暗含着意识形态批评；而他提及的所谓“现行国际体系”更是从美国的立场来定义的。
佐立克的讲话在肯定中美“共同管理”的可行性时，试图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即美国希望中国不要一味地只注意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要试图在东亚或其他地区建立现存之外的联盟从而和美国对抗。一些美国媒体捕捉到这一信息并附和了他的说法，认为过去30年正是美国引领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所以美国现在要确保中国成为“现行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国。
第三，“共同管理”并非长远之计。它具有阶段性特征，只是特定阶段两国战略目标的暂时交合。
“共同管理”只是将两国暂时纳入台海和平的目标体系之下。在这一战略设想背后，中美两国的根本政策完全不同，中国希望台海局势的发展能尽早接近两岸统一的临界点，美国则希望尽量接近“台湾独立”的临界点，这种差异使得“共同管理”战略难以适应长期的需要。
对于中国来说，国家崛起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但中国的最终目标不是仅仅维持台海现状而是实现国家统一。“共同管理”只是当前中国处于战略有利阶段的一种操作性政策，必然协调于国家统一大业，它所追求的目标不应唯一地和永久地解释为“维持台海现状”，否则会束缚中国的手脚，甚至会在国际舆论上形成一些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习惯性思维，如“台海现状不应被改变，大陆在任何时候为国家统一采取行动都是不应该的”等。因此，“共同管理”于中国而言，其最大意义在于近期借美国之力抑制“台独”行为，它不能成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约束力的一项义务，而应该服务于国家统一战略。
美国的对华决策始终遵循一种所谓“两边下注的交往”（hedging engagement）的规则，当美国需要中国作为一支制衡力量时，它在制定台海政策时便会适当顾及中国的利益；当美国认为中国可能将成为本地区的主导性国家时，它的台海政策就会趋向强硬。相对来说，避免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出现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始终是美国亚太政策的基石及其任何战略调整的出发点，因此，就长期而言，美国并不乐见中国统一。即使真的形成了中美“共管”的现实机制，美国仍然会维持已有的对台关系，包括军售关系，仍然以《与台湾关系法》作为其对台政策的法律基础，“共同管理”于美国的主要意义只是在现阶段拉住中国维持不独不统的现状。
在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上存在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应该正视和善用的客观情况。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来说，“共同管理”的目的是调动国际因素以维护和平统一大业，这是一种“强势作为，方式柔和”的对美战略调整。但是，台湾问题本质上仍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在两岸手中，外部环境十分重要，但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外部世界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对台政策，都不得不顺应中国的崛起与和平发展之势。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07年10月号，总第11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