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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新时代一国两制怎么“变”?
http://www.CRNTT.com   2018-07-02 00:22:19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中评社 李娜摄)
 
  田飞龙表示,香港普选一定要顾及国家利益,不顾及国家利益就是像独立政治体一样按照国际公约来普选,顾及国家利益就是按照基本法来普选,因此不是要不要普选,而是要不要顾及国家利益的普选。

  田飞龙在其最新著作《后占中治港——法理与政治》(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上市)一书中关注到后占中治理问题。他回忆说,自己全程观察研究占中运动,认为是香港民主与社会矛盾冲突相互激荡的最丰富画卷,因此个人形成了一个习惯,占中后每过一年都会写一篇文章来反思这场运动。2015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当占中已成往事”,他曾乐观地认为占中已经快速地烟消云散,社会转入经济民生的重建过程,但后来发现是个误判。2016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占中并不如烟”,他敏锐观察到青年本土派经过重组,重出江湖,在立法会选举上大获进展,取得七个议席,后来引发“港独宣誓事件”。2017年9月,他的文章标题是“莫让占中成为香港民主的墓志铭”,他动情地说道:“香港民主不能停留在占中和831,这只是一个节点,甚至是一个里程碑,而不是终点,要在这个基础上思考民主怎么继续向前走。这要看香港人的政治成熟及中央的政治信心。”田飞龙说。

  高度自治与香港未来:香港人对大湾区又爱又怕

  田飞龙谈到,香港社会存在一定的本土分离甚至港独势力,需要中央管治与高度自治各自发挥制度效能,共同作用以维护基本法权威秩序,而目前“一国两制”下国家对香港的宪制建构还未完成,香港的“人心回归”悬而未决。

  田飞龙提出有序融合三策。一是同等待遇,现在属于融合的同等待遇初级阶段,只重视经济民生的同等待遇,没有重视在公务行政方面进行吸纳和身份再造,因此港澳台同胞很难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海外维和、海外利益保护、做外交官、做公务员。因此公务行政的同等待遇必须成为下一个努力的方向。二是再国际化,香港现在的国际化不能仅仅是西方主导的体系,还要参与国家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化,贯通中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与经贸复杂网络,这样才能继续维系作为东西方枢纽的国际地位。三是大湾区,现在香港讲民主的人少,讲大湾区的人多了,大湾区是给香港机会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是给香港再国际化的机会,让香港收取两面国际化双重代理费。

  谈及粤港澳大湾区,田飞龙表示要认识到,一是大湾区绝对不是香港的,而是国家的,香港只是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国家没有责任包办香港参与大湾区建设,香港必须要自己争取,大湾区是香港融入国家,以及实现经济转型和成长的机遇,但绝对不是专属于香港人量身定做的战略。

  二是从契约到身份的转型。不能仅仅是地区之间的协议,经济产业的合作,必须构造一种大湾区的共同的身份认同,通过大湾区身份连接到国家身份。

  三是大湾区在行政管理上必须要创新。在多元地区上建构一个实质的湾区,必须要有一个大湾区管委会,管委会必须要高于湾内任何一个城市,才有能力协调、解决和决定大湾区内发展的重大问题。

  田飞龙表示,香港人对大湾区又爱又怕,爱的是大湾区能够转化香港未来面临的一系列的社会矛盾,怕的是香港以后还能否叫香港,害怕香港消失于大湾区发展的滚滚红尘之中。“但如果湾区发展真的这么好,是不是香港人还重要吗。”田飞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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