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幕重重 政法委“开会定凶手”？
1、司法体系连环出错 最后防线失守
一桩冤案的诞生，又绝非单纯的刑讯逼供所能成全。按照柘城县公安局一名民警的说法，当年警方对“无头尸”进行了DNA鉴定，但是“没法鉴定清楚，结果出不来，没有确认，也没有否认”。这就意味着，对于赵振裳之死，并不是今天才发现有问题的，而是当时就无法确认。仅此一点，已经足够动摇整个案子的可信度和严谨性。奇怪的是，即便公安机关靠刑讯逼供取得了所谓的证据，检察机关为何在明显的缺陷面前不加甄别就提起了公诉，而法院也同样作出了“赵作海夺过刀将赵振裳杀死”这种逼真到细节的虚假判断？（湖南《潇湘晨报》）
赵作海案在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构成的司法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现问题，都不会酿此悲剧，如果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在起诉、审判阶段负起责任，冤案或可以避免。没有监督的司法共同体集体失语让人感到很恐惧，因为，司法共同体的背后，有着制度化的国家力量做后盾，某一个案件一旦朝着错误的方向运转，公民个人的反抗就显得微不足道，更不用说有刑讯逼供、追求破案率为背景。（重庆《重庆晨报》）
2、“集体研究”事先定罪 祸起长官意志
赵作海案发之初，当地检察机关因证据存在重大缺陷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多次退卷不受理。2002年，公安机关在清理超期羁押专项检查活动中，将该案提交商丘市政法委研究，商丘市政法委召开会议进行“集体研究”(5月11日《新京报》)。这个“决定性”的会议之后，在没有增加新证据、重大疑点没解决的情况下，当地公、检、法整套程序却开足马力、高效运转，一举将赵作海打入死囚。回想当年，畲祥林案也是异曲同工。同样是因为证据不足、存在重大疑点，上级法院曾对畲祥林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案子打回当地之后，又是当地政法委召集公、检、法等有关单位开会，最终一锤定音敲实了畲祥林的死罪。（云南《云南信息报》）
到底哪些单位、哪些人参加了商丘市政法委的那次会议？那次会议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目前还没有人能回答公众的疑问。但依据政法委分管的领域和制度运转的常理推断，参加这次会议的应该是当地公、检、法的头头脑脑，当地政法委应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将原本存在分歧的各方拧成了一股绳，以至于此后当地公、检、法机关对赵作海案再无不同声音。（广东南方报业网）
在检察院拒绝接收案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法委的“协调”，该案不可能起诉到法院。这里的所谓“协调”，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压力。如果公安局长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而检察长仅仅是政法委的副书记，那么，这种“协调”的结果更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面对来自组织的压力，身为检察长要么辞职不干，要么接受政法委的“协调”意见。此时，已经没有是非对错，只有官职大小。而这，才是冤案产生的关键所在。赵作海冤案是如此，此前湖北的畲祥林冤案也是如此。（北京华声在线网）
3、暴露诉讼流程缺陷 司法制衡落空
针对赵案，媒体的追问很有力度：公检法三家为何一错再错？原因很明显，公安错了，检方没有权力纠错；检方错了，法院亦没有足够权力判错。于是，起点错了，后面又缺乏可以改错的抗辩程序，所以只能从开始执法就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可惜权力往往掌握在执法那里，而且凌越于程序之上。（广东《南方都市报》）
透过一系列冤案，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将“冤案”铸造成“铁案”的可怕机制：警方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把一个个无辜的案件弄得似乎“铁证如山”。随后，“半成品”传递给检察院、法院，检、法再根据侦查案卷进行公诉、判决，最终“成品”出炉，冤案酿成。在这一流程中，纵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种种理由百般申辩，往往都无力回天。
在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格局中，由于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居先，而且其实际权力和地位相对优越，导致检、法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起诉和审判变成了对侦查结论的一种追认。因此，一旦出现侦查错误，冤错案件就如同“滚石下坡”，一路冲关夺隘，直到作出有罪判决为止。而且，这种体制所具有的巨大惯性，还使检、法机关即使发现问题，往往也难以纠正，面临极大压力和困难。因而，杜绝冤案之道，根本之举在于制度变革，改变不平衡的诉讼机制。（北京《新京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