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限放还是禁放 鞭炮存废争议又起
1、烟花爆竹仓促开禁 央视配楼大火警示世人
烟花爆竹燃放的危害性，再次以央视新址北配楼大火血的代价和教训展现在人们面前。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事物像烟花这样，在巨大争议中存在。火灾发生十几个小时，单是一家大型网站论坛就有35万人对此事件发表评论，并贴发相关照片；而另一家大型网站的调查显示，约68%的人认为应该禁止燃放烟花，18%的人反对禁放，13%的人认为可有可无，还有1%左右的人对“花钱买点火刹那间的快感”不关注。（北京新华网）
北京是最早禁止燃放鞭炮的城市之一，早在1993年10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通过了《北京市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北京市过了12个平安年。从北京开始，禁放烟花爆竹的新风很快吹到国内各城市。但这个给百姓带来平安的法律却招致从普通群众到有关专家的责疑，主要观点就是，禁止燃放鞭炮，缺少了年味，丢了中国传统的过年文化。于是，2005年9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又以49票赞成、1票反对、8票弃权的高票率通过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名曰“禁”改“限”。这个“限”字，倒是“解放”了做烟花爆竹的生意人，执法者则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像央视这样的担负着向海内外观众宣传安全文明重大责任的“业主”单位都可以不听警察劝告而一意孤行，遑论一般百姓了。“限”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北京光明网）
按理，烟花爆竹开禁绝对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应该建立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可是，在开禁之前，到底做了多少民意咨询工作，到底有多少人支持开禁？我们没看到非常有说服力的依据。如果说在认识到烟花爆竹的危害后重新开禁，那么，就应有足够的准备，使其危害得到有效的控制，比如确保安全性。比如，保证那些反对燃放烟花爆竹的人的诉求，给他们相对的安静空间，相对的清洁环境。但是，这些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烟花爆竹开禁后，人们感受最直接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烟花爆竹的销售变成专营了，价格高多了。给人感觉是，上一轮的禁止烟花爆竹，最重要的结果，是促成了一种产品的垄断暴利。
专营的目的，是为了安全。但是，这种做法能保证安全吗？首先，即便是通过专营渠道购得的烟花爆竹，也未必就能确保安全，那么多的火灾，那么多的事故，难道都是非专营渠道出售的产品？北京市“禁放办”在市场暗访中发现，在远郊区县的非禁放区内，80%的销售点都在销售非法烟花爆竹。其次，垄断必然催生“黑市”，而“黑市”带来的是更大的隐患。（北京《中国青年报》）
政府虽然在燃放时间和地点上作了一些规定，但是，这种规定很难得到遵守。网上有贴反映：有人从楼上扔下鞭炮，如往地下扔下一个个“炸弹”；有人直接在楼道制造热闹，炸得墙壁上百孔千疮、垃圾满地；有人往马路上投掷，给路人尤其是小孩形成威胁；有人为追求巨响的刺激，专挑巨响的鞭炮彻夜燃放，让人不得安宁。当然，政府不是没人去管这种事，但是，那么有限的人力，哪里管得了千家万户？早有人说，燃放安全应以社区管理为主，可是面对街坊四邻，又有几人能拉下脸来认真去管？（北京北青网）
2、民俗传统事过境迁 大城市禁放烟花有必要
燃放鞭炮的文化传统，起始于古老的农耕文明，与当时的生产、生活环境相契合。放鞭炮图的是喜庆、热闹，据说可以驱邪、吓走小鬼，预示着来年日子的火爆。更多时候，燃放烟花爆竹，还可以用来比富斗气，两个村，两个宗族，两个店铺，两个家庭，都可以借此较劲。正因为如此，燃放烟花爆竹的开禁，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一禁放，不仅打算相互较劲的无从发力，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过年会因此感到没劲，没气氛。
但是，这样的民俗的形成，是在传统的农村环境里，也就是说是在特定条件下。在农村放鞭炮，一般来说，动静不会太大，因为整体的人口密度不那么高，不会形成在一个区域几万人齐放的场面。可是将这种民俗搬到城市，尤其是楼群密布的居民区，燃放出事故的危险，明显要比农村大得多。不能否认的是，住在高楼大厦，尤其是在超高层建筑里，一旦发生火灾，逃生相当不易，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人命的死伤就免不了。（上海《东方早报》）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也是消防队的“灾日”，年年春节期间全国火灾事故都有1万多起，据统计，北京1月25日零时至1月30日24时，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火情103起，致伤403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也早不唱明清时期“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传统老歌而代之以“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了，传统就不能上升和发展？因为热闹？现代社会的“热闹”已空前多元化，岂能对烟花爆竹热闹声中的消防车、救护车的凄厉和伤者以及死者家属的哀号忽略不计？（北京光明网）
3、传统习俗根深蒂固 鞭炮治理还需社会合力
正月十五是各地春节期间允许燃放烟花爆竹的最后一天，在最后一天却因为烟花而酿成如此严重的火灾实在是令人感到震惊。这段时间以来关于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论一直活跃在报端，而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事故也层出不穷。由此，是否因为燃放烟花爆竹所存在的巨大安全隐患而再次对其叫停？相信这将不再是一个民间话题，而是很快就会摆上政府决策的案头。
而作为传统习俗的燃放烟花爆竹是一个超越现实的问题，政府的决策因此不能只重视其功利的一面，而对其蕴含的传统文化与民众感情视而不见。即使发生央视新址北配楼大火这样重大的事故，如果在城市居民中投票表决的话，相信至少在目前，烟花爆竹的弛禁派依旧可能会占上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太喜欢年节因烟花爆竹带来的喜庆的感觉了。习俗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全国的城市对燃放烟花爆竹不是没有全面禁止过，然而，最终又都全部解禁。所以，再议禁放烟花爆竹问题，就不能对此前禁放与解禁的政策折腾视而不见，应当避免再次走入从禁放到解禁的恶性循环。（北京《中国青年报》）
今年是北京市燃放烟花爆竹“禁改限”的第4个年头，烟花爆竹带来的安全隐患人们早已熟知，不久前的福建长乐“拉丁”酒吧大火、去年9月的深圳“舞王”特大火灾，都是由于燃放烟花不当而酿成的悲剧。烟花爆竹是否应该再次禁放的热议，似乎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事故的责任都是烟花”，也因此要禁放烟花，却忽视了一个本质：事故本是“人之祸”，之所以从一件喜庆习俗演变成事故，是由于人们的疏忽大意、燃放不当甚至违法操作导致。（北京中国网）
以前的实际情况表明，“禁放”面临着执法成本太高难以落实的问题。“禁改限”大大扩展了公民行为的自由空间，同时也对政府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眼前的事例表明，无论“禁放”还是“限放”，要达到既喜庆热烈又安全有序的效果，仅从政府管制的角度出发，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燃放烟花爆竹与养狗、喝酒相似，都是涉及千家万户的事项，如果没有政府完善的治理，整个社会的齐心协力，就会有可能给人们造成危害。（北京《人民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