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病难看病贵添新忧 放大公众医疗焦虑
1、实习生行医潜规则 熊卓为案痛揭医疗黑幕
三年前北京大学医学教授熊卓为惨死于北大医院实习医生手术刀下一案，此事经央视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义愤。人们无法想象，在北大医院这样一所赫赫有名的三甲医院，竟然会让医学院在校学生以主治医生的身份对患者进行诊疗和抢救，而且这种现象如此之普遍，以至于不但普通病人被“治死”者不乏其人，连身为本医院研究员的熊卓为也遭此厄运。（上海文新传媒网）
按央视记者调查，北大医院当初负有责任的实习生非但没被问责，反倒成了该院主治大夫；有护士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现在住院处的主力医生，有不少就是在校学生；在被问到“有无职业资格证”，竟有回答称“明年就可以考”。如此不以为然的状态，让人着实怀疑其是否已成行业“潜规则”。
像北大医院这样历史悠久、国内外知名的医疗机构为何敢公然违法，而且在事故屡屡发生之后依然不改？国家和北京市的卫生监管部门为何在这里失控？这样一家知名的医院都不遵守国家法律、不尊重患者生命权利，不仅让人震惊，更让人寒心，全国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医院在草菅人命？有自称医疗界人士爆料，“全国大多数医院，无证行医现象十分普遍”。如果此言不虚，这是怎样触目惊心的“黑幕”？（陕西《华商报》）
这条新闻的“看点”还在于，针尖遇到了麦芒、专家顶上了专家，实习医生恰恰医死了医学教授，高手过招，因而得以把层层医疗黑幕揭了个底朝天。如果换作普通老百姓，北大医院权威的一句，“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医院对此无需承担责任”，早已把你抢白得底气全无。外行告内行，打官司胜算能有几何？（浙江《钱江晚报》）
2、利益驱动种下恶果 北大医院“学生军”唱主角
抛开没有执业资格这些法律问题，熊卓为教授其实是死在对医院潜规则的无知和医疗资源短缺的医疗痼疾中。熊教授碰上了实习医生，其实是遭遇了另一种“看病难”的问题。在中国，教学医院一直还扮演着“实习基地”的角色，加之目前医患之间“供少需多”的局面，名医“日理万机”，既要忙接诊，还要忙教学，还有很多科研项目、出国交流，更有利润极高的走穴、办诊所、接私活，北大医院里的常规医疗，自然大多是一帮“学生军”临阵磨枪。
如此不负责任，又如何避免事故呢？可以说，很多医疗事故如果深查，都跟医院的管理失职失责脱不了干系。熊卓为案曝光后，院方仅以“没有代表性”敷衍，把过失推到实习生身上，其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何在？（法国《欧洲时报》）
按照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提供的数据，北大医院的纯收入大约在2.4亿，不比一家大型企业的利润低。三甲医院为了追求跨越式发展，为了所谓的公益与发展兼顾，往往牺牲了服务质量，得到了日益好看的门诊量和数据，为了应付日益繁重的医疗任务，大量初出茅庐的学生推上了一线，这些医疗机构经济利益背后的利益驱动才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必然因素。（重庆华龙网）
3、老百姓看病更忧心 就医安全成为最大焦虑
可以这样说，熊卓为案由于事关中国百姓头上“新三座大山”（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中的医疗问题，因而引发了各方都始料未及的冲击波。作为全国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北大医院对内行的“自家人”都能发生如此令人惊惧的“偶然事件”，其他普通病患可能得到什么待遇，我们自然会产生联想。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我们既无熊卓为教授显赫的身份，也没有自己单位的医院可去，有朝一日我们去医院看病，遭遇会不会比熊卓为教授更为悲惨？普通人就医还能有安全感吗？（重庆《重庆时报》）
普通老百姓一无权势，二无门路，他们不知道医生是否在用真心为自己看病，不知道医生给自己开的处方是真的对症下药，还是为赚提成？他们更不知道，当自己生了病被送上手术台后，给自己动刀的到底是谁？是填手术单的主治医师，还是平日里跟在主治医师身后抄抄写写、问这问那的，那些还没有走出校门的医科实习生？按照王建国的说法，他的一个医学专家朋友参与了最后的抢救，才发现了问题。普通老百姓恐怕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他们的亲人也遭遇到了此类不幸，是否只能认命于院方给出的“并发症”结论？（辽宁《半岛晨报》）
从这起事件中，我们还能看到相关部门躲在制度缺陷后的冷漠和麻木。看病难、看病贵，已经令民众不堪重负，可现在的情形却是，你不单要忍受看病难和看病贵的苦楚，而且看病还要冒一定的风险。这才是北大医院事件，给公众造成的最大焦虑。我们曾经以为，无证行医只存在于那些证照不全的“黑诊所”，我们曾经相信，到正规医院看病是安全放心的。直至合法医院爆出无证行医酿成的医疗事故，我们才感到看病是如此地没有安全感。诚然，患者可以自觉远离“黑诊所”，但当非法行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正规的公立医院招摇过市，我们已经无路可走。（广东《羊城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