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去登记，主要还是担心录入的数据有泄露风险。我们不了解提供门禁设备和服务的公司，没有文件进行说明，小区管理人员也说不清楚公司资质和数据信息安全问题。”王女士说。
在王女士看来，老旧小区进行一些智能化改造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改造之前，希望能让居民了解更多细节问题，比如数据的安全问题谁来负责、小区是否有权力强制使用人脸识别门禁等。
“人脸识别系统安装后形同虚设，是因为没有切准用户的需求。”杜明芳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从用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尊重用户的习惯，满足用户在个人隐私保护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需求。一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不合理的情况，不实用就会造成闲置和浪费。另外，技术的发展要比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超前。在人脸识别等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一些用户会担心个人隐私、信息安全问题，这会导致其不愿或不能畅通地使用智能设备。
杜明芳认为，当前，我国新型智慧城市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理论研究、认知程度等方面的不足。从大数据角度来看，我国的数据量虽然非常大，但大数据互联互通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数据一直未能共享的根源在于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共享流通，首先要解决数据的确权问题，提出一种可实操的确权方法，比如根据数据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形态将数权赋予不同的权属人等。
此外，杜明芳表示，智慧城市建设还面临“各有各的方法，但谁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窘境”。与其这样，不如抓住一两个主线、核心来建设，比如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作为切入点来进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在新技术热潮中盲目跟风实施的项目，往往在应用成效上存在问题。”王思博说，从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到区块链，每次新技术热潮也伴随着或多或少的投资浪费。出现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前期智慧城市建设理念上过于强调技术驱动，而非需求牵引。
王思博告诉记者，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最主要的短板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当前，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智慧城市建设前期存在“重应用、轻安全”的思维，网络安全的核心技术比较薄弱。另一个短板是建设运营模式。随着经济形势变化，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建设模式存在理念滞后、建设周期长、效益低、缺乏本地生态支持等诸多弊端，造成智慧城市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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