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也就是说一个更有自信的中国已站立起来。并且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未来中国GDP成长率将维持在5%~6%的新常态。同时，中国会更为重视产业结构转型与城乡平衡发展，并将创新视为发展主轴，以及更大开放回应美国的贸易战或供应链的围堵。是以，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乃至于政经发展均嫌不足，多仅有“点”（单一事件）的瞭解而缺乏“面”(整体性)的全盘解读，更会造成看待中国大陆政经发展的盲点。
再者，中国大陆对于台湾而言，既是主要的经贸来源，同时也是主要的威胁来源。在军事意义上，台湾紧邻着中国此一地缘因素，成为台湾军事防卫的困难。在安全化(securitization)理论的研究当中，安全威胁并不客观存在于“外部”，而是需要从社会的角度建构已被视为威胁的事项。仅以2020年中国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超过380架次来看，已对于两岸的紧张造成一定的影响，并让台湾民众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样的“不安全感”表现在课程上，只会进一步让选修的学生“排斥”接触这类相关的课程，反不利于两岸之间的瞭解。
然而近几年以来，两岸之间的经贸关系却呈现大幅进展，过去30年来，两岸的贸易额从1978年的9000多万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2100多亿美元，仅2020年的1到10月，尽管在新冠肺炎的影响下，大陆对台湾出口482.12亿美元，自台湾进口1,613.43亿美元，台湾对大陆享有的贸易顺差就高达1,131.31亿美元，⑨中国大陆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此外，在通识教育课程当中，多已加入对于中国法制之瞭解。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因此，中国为加入WTO已勠力改革自身的法律体系。实际上，法制的作用在一方面是给予安定，另一方面又建构一个有秩序与可预测的环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才能稳定地发展。易言之，就经济上的原因来说，中国大陆为因应加入WTO对于中国的冲击，作为上层结构的法制，也必须去因应新经济基础的要求。
通识课程之目的旨在培养受教者的胸襟与涵养，进而启迪对各项学科之关切，并提供多样性的课程。台湾除专业系所已有研究中国的各项发展与问题外，大学教育阶段也正教授更为广博的知识与涵养。而不可避免的，台湾未来发展将取决于两岸关系与中国转型与改革成功与否，有关中国的认识与瞭解应成为当代大学生必修的课题。
四、“中国研究”作为通识课程之期许
近几年来，台湾大专院校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质与量逐渐丰富，也希冀培养“全人教育”。台湾通识教育当中的中国研究相关课程，已实施多年并富有成效，实可进一步将相关概论等基础课程，结合各学系的专业课程而成为一门跨学科的课程。
台湾所面对的将是一个涵盖中国的全球化环境，因此中国研究之课程应结合现况与发展作为基础。中国大陆现所推出的多项惠台政策与结合中国的十四五计画，应可多方瞭解中国目前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市场。而以目前岛内中国大陆研究课程开课内容，大多集中在财经状况及两岸经贸关系上，或是以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等内容为主题，这其中又可分类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国大陆区域经济、中国大陆经贸法规、中国大陆金融体制与企业研究、中国大陆市场分析与行销策略、两岸通关与金融市场、两岸企业实务等。此外，对中国大陆投资风险评估等亦为教学重点；在政治发展部分，多以中国共产党党史与改革开放、意识形态之转变、对外关系（包括外交与国防战略）等为教学重点。然而，全面性的中国研究课程，应从底层之人文文化、社会变迁等角度观之则较为完整，同时亦应把对中国大陆经贸法规，扩展至中国大陆各层面的法制之教学。
中国研究的课程教学需要融入基础学科的背景知识，这对于非政治或经济科系的学生将是较大的负担。中国研究涵盖不同的学科范畴，选修中国研究相关课程的同学多半未具备基础知识。例如讲授中国的政治体制时，需要先从政治学当中的政府体制开始，概略介绍何谓总统制、内阁制与双首长制等，而在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时，则需要概述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意涵与内容。
有关于中国的时事发展也应成为课程重要的内容，因此易于获得的网路资源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例如陆委会的《两岸及大陆情势》内容、中国的《新华网》、《人民网》或《中国军网》成为授课者或学生每日必须阅览的资讯。因此于授课的同时，要需要说明对于该则新闻的意见或评论，藉以培养同学的批判能力，并鼓励同学在课堂上踊跃发言或发问，并教导如何从字里行间(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来解读一个国家的政策。
由于中国近来特别强调法制(rule by law)建设，并希望进入法治(rule of law)国家的境界。因此在讨论中国各项事务时，能够援引中国近来所制定并公布的相关法规。例如讨论中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时，可以援引《出口管制法》以及《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与《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成为新的出口管制体系，或从个案当中讨论中国的法律发展。
最后，则可经由比较方法，比较中国与台湾发展的差异，或介绍中国与台湾的差别和两方的优势，才可以能以不同角度观看中国、也可以比较台湾的不足之处。而通识教育所开设的对象，学生来自学校不同的院系，因此中国研究不仅单讨论中国政治、经济或外交之内容，更需要涵盖社会、文化、教育等课题，或根据学校的定位，并且结合各系的课程方向规划课程。
综上所述，中国研究属于社会科学意涵的“跨科际”(interdisciplinary)学科，课程可多强调“实务性“与“基础性”。在实务性方面，近年来中国研究成为显学，和中国崛起、各国亟欲瞭解中国以有利于未来与中国互动合作之背景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在“需求”之下而产生的荣景。既然如此，瞭解“需求”究竟为何，理应是大学阶段的中国研究教育所应该传授的内容之一。倘若能让学生在学期间，即能掌握若干市场的需求，势必能提升渠等未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基础性”方面，学生在获致基础性的知识之后，可以将这些知识作为进一步深造或自行研究的垫脚石，而非仅是片断零碎的理解。而最后不论学生对于中国的看法为何，面对中国将不再仅是想像而是真实的客观存在，更是台湾未来难以回避的现实与挑战。
注释：
①例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华盛顿州中国关系委员会(Washington State China Relations Council)、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与台湾学研究中心。Chinese and Taiwanese Studies at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Legal Studies, Columbia University)、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或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拠点。
②例如中国国民党政策会之下设置“大陆事务部”，定期出版大陆情势双周报。民主进步党本来有中国事务部，后并入国际事务部，国际部职责之一便是从事“有关中国事务资讯之搜集与分析事宜”。
③例如宪法增修条文第11条载明，“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间人民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事务之处理，得以法律为特别之规定”。或者，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2条，“大陆地区：指台湾地区以外之中华民国领土。”马英九前总统于2011年2月18日表示，各部会应称“中国大陆”或简称“大陆”，公文书禁止使用“中国”。
④例如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于1975年前设有“匪情研究组”，后改名为“中国大陆研究组”。1967年1月至1969年4月匪情研究杂志社曾出版匪情研究月刊，从1969年5月改刊名为《中共研究》。
⑤杨开煌，《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之回顾与展望》，收录于《迈入廿一世纪的政治学》(台北：中国政治学会，2000年)，页527。
⑥参考杨开煌，《台湾“中国大陆研究”之回顾与展望》，《东吴政治学报》，第11期(2000年9月，页71-105。
⑦目前台湾有关中国研究硕博士学位的系所有：国立中山大学的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国立政治大学的东亚研究所、淡江大学的中国大陆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的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以及东吴大学法律学系中国大陆法律硕士在职专班。
⑧该期刊原名为《共党问题研究》。
⑨《经济日报》，〈两岸贸易谁依赖谁？国台办：数字说话〉，2020年12月17日，https://udn.com/news/story/7238/5098862，检索日期：2021年1月27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4月号，总第28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