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来，国内在定义少数民族时，赋予了每一个民族特殊的政治权益，再在政治权益的基础上建构那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实大部分少数民族原本都没有写过自家的民族历史，这些工作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族平等政策下帮助他们完成的。完成之后，把原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重要的族群文化界限本质化、清晰化了。界限的明确，使得少数族群逐渐形成或强化了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跟西欧式的民族国家意识相一致，部分人逐渐把政治诉求上升到跟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相冲突的一个状态。
这状态在中国人民的解放过程当中或许是一个必要因素，因为那时要解决的是过去几千年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汉人文化对少数族群的压制；但过渡阶段过去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我想马戎先生的建议非常重要，就是应该强调族群身份的文化性，减弱其中的政治性。
说直接点，族群文化差异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少数族群的文化可以也应该获得国家的大力保护和支持，但不管汉人还是少数族群，他们的政治身份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一员，在此之外，不应该存在第二个平行的政治身份，这是减少国族分裂风险的必要思考方向。
观察者网：在实际操作中，要怎么把政治性和文化性剥离开来？
► 吴启讷：我觉得第一步可以从文化氛围入手。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化出了问题，比如讲一个人的身份，一定要讲他的姓名和民族，这点甚至会追溯到古人那里去。我看到有一本《曹操传》，在介绍曹操时，开宗明义就写“曹操，汉族”，这就有点过分了——不仅古代并不存在汉族这个概念，现实生活中个人身份的确立也并不需要提到他的民族。
我举个例子。东南亚国家非常重视宗教，他们在身份证上一定要标识自己信仰的宗教。当地很多华人有时候并不确定怎么标识，只好在身份证上填写儒教或孔教（Confucianism）。其实是否标明自己的宗教性，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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