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历程中，郑振铎的名字不能忘记。郑振铎对《永乐大典》的兴趣，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与风向。1938年，郑振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史》，这部具有奠基意义的著作，将视野转向此前并不为文学研究者所多关注的“俗文学”上，如歌谣、变文、鼓子词、子弟书等，这些兴起于民间的文学形式，其实拥有比“雅文学”更多的受众，它深刻影响了社会心理的形成。这些民间文学的材料，许多就保存在《永乐大典》中。
《永乐大典》当然不只保存了许多民间文学的材料，它堪称“典籍渊薮”，尤其它收录文献很少删改，基本保持原貌。从清代至今，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让已消失的重生，让遗忘的再度被记起。
国家图书馆历百年成为《永乐大典》最大收藏地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成为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1951年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郑振铎的《关于永乐大典》一文，文章介绍了《永乐大典》的编纂、流失与收藏。同月，在郑振铎等人的策划下，北京图书馆举办了一场《永乐大典》展览，在二十天的正式展期中，总共有八千二百多人一睹《永乐大典》真迹。
1951年，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册数从前一年的109册一跃至144册，其中新增的33册来源于以下三处：这年3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将所藏11册还赠中国；7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的提议下，商务印书馆将所藏21册全部捐给政府；8月，时任天津市副市长、实业家、收藏家周叔弢将所藏1册捐给政府。这33册均转交北京图书馆统一收藏。
郑振铎与张元济是故交。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郑振铎介绍了商务印书馆藏《永乐大典》的一段往事：这批藏书原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的涵芬楼，在1932年日军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涵芬楼被炸毁，无数典籍葬身火海，《永乐大典》由于提前转移到了其他地方而幸免于难。郑振铎对商务印书馆此举表示由衷敬佩，评价“该馆今以历劫仅存的最珍贵的图书捐献给人民政府，其化私为公、热爱政府的心，是值得钦佩的。人民信赖与热爱自己的政府，曾不断把他们的所藏捐赠出来……他们明白人民政权会十分重视这些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会十分珍重地保存、管理，供给人民大众加以应用与参考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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