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时起，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去专业学校学烹饪。后来，我如愿做了厨师，并成为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在杭州餐饮界渐渐有了名气。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杭州市总工会生活部干部找到我，希望组织一个厨师培训中心，对杭州市内工矿企事业单位及周边部队、学校的厨师进行分批培训，提高这些单位食堂的菜肴质量。
我和其他几名厨师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想了不少点子。比如最初，在一些食堂，2角只能买一小块红烧肉，我建议改成一荤一素，在肉馅中加入豆腐、藕丁等食材，做成一道狮子头，再配一个炒青菜，这样就能吃得更丰富、更营养。
从1982年到1989年，我们一共培训了4000多名厨师，还在当地电视台举办烹饪大奖赛，鼓励各单位的厨师们分享烹饪妙招，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尽可能多的花样，让职工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
中餐厅增添“中国味”
1990年，我在朋友的邀请下出国发展，成为挪威一家国际饮食公司的大厨。刚到没多久，我便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去挪威首相府，为当时的首相及其亲友做一桌中国菜。宋嫂鱼羹、炸春卷、宫保鸡丁……传统地道的“中国味道”让首相赞不绝口。
4年后，我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有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中餐厅。那时，海外虽然已有不少中餐厅，但菜品普遍较为简单。像我所在的挪威，大多数中餐厅以做5道菜为主：春卷、炒饭、炒面、宫保鸡丁和咕咾肉。一些老侨告诉我，他们曾是远洋货轮上的海员，留在挪威生活后，为了谋生，便租下一间房子，挂起红灯笼，就把中餐厅开起来了。至于这5道菜究竟卖了多少年，他们也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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