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接下来八十年代后期发生的事件无疑扩大了两岸本已存在的政治分歧。在台湾，蒋经国生前主动结束长达38年的威权统治，将台湾推上了以民主化和本土化为特征的政治转型之路，解除报禁党禁，虽然取得不俗的“民主成就”，但长期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再也无法独占和独断各种政策尤其是大陆政策的决策与执行；而大陆，执政党于“六四”事件之后吸取社会动乱的教训，选择了一条强调社会稳定与改革开放并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济民生得到空前发展与改善，却也因“缺乏民主”而被诟病为“极权”。两岸的差异无可避免地扩大和深化，从价值取向到政治制度到意识形态再到社会文化，所有的维度上都出现了断裂，同文化间无可救药地出现“类文明断层线”，从而在两岸民众日益密切的交流交往中引发不适、龃龉和冲突；而两岸之争也因为“台独”因素的加入，从昔日的文化正统之争顺势演变为“统独”之争。而台湾内部，在合力的作用下政治变迁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台湾这艘航船越来越不顾一切地从国家统一的道路上掉头而去，于每个生命个体来说，因为立场的不同，面临重新选择与站队，统与独，蓝与绿，重新被定位。“台独”幽灵的肆虐，使原来存在于两岸的共识——“两岸同属一中”面临愈来愈严重的挑战。
1987年，在大陆强烈呼吁与不懈努力下，台湾当局迫于民意的压力，被迫开放台湾民众返乡探亲，以此为契机，两岸同胞开始密切往来，两岸结束长期隔绝对峙，两岸关系出现难得的缓和的趋势。然而在外交领域的较量和斗争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两岸依然维持着两个“互相对立的政权”的架构，且各自拥有数量不等的建交国。虽然这些年里，围绕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创造性地为台湾以适当的名义和适当的身份参与非政府的国际组织做出了多种不同的安排〔16〕，比如，体育领域的“奥运会模式”〔17〕、经济领域的“WTO（世界贸易组织）模式”〔18〕、“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模式”〔19〕、“亚洲开发银行模式”〔20〕等。但台湾一方面在被迫接受安排的同时也总是指责大陆“打压”，一方面又一而再再而三地伺机冲撞“一个中国”框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也自然引来中国大陆的反对与遏阻。大陆政府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当局寻求突破这一框架之间的矛盾成为一条主线。“台湾企图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努力从没有停止过，也不断遭到祖国大陆的反对，因此在国际社会祖国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成为……未来两岸较量的又一主线”。〔21〕大陆坚定维护“一个中国”框架，与台湾谋求突破这一框架，或者换句话说，台湾寻求外交“突破”与大陆全力“遏阻”，便成为两岸互动的标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陆所有反独促统、遏制“台独”的作为一概被诬指为“打压”、“霸凌”、“鸭霸”、“欺负”、“矮化”，所有“让利”、“惠台”等政策措施一概被曲解为“统战伎俩”而遭漠视。在“台独”势力的持续冲撞与破坏下，两岸维持的“一个中国”共识逐渐模糊和消失。在逐渐绿化的台湾媒体的不断渲染下，一个负面的“敌人”形象被建构，并且凭着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成功影响了公众认知。在台湾公众认知里，大陆政府对台湾当局的态度是“不友好”的，这在历次民调中都体现得极为明显。
两岸因为政治分歧与对立而争执不休，龃龉不断，硬实力既无法令对方屈服软实力又无法令对方折服，在李、扁、蔡独派执政的时期，两岸争衡变得越来越无情无义。两岸在国际间的争衡、折冲，无疑对台湾民意转向起到重要影响，恰恰是这三十年间，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在内外部环境的涵育下，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无疑又反过来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反作用。两岸同胞间留下的本应该是守望相助的温情，回望历史看到更多的却是相残相杀的创伤记忆，一种固定的憎恶感积存于两岸民意，一旦遇到节点，就会形成“零存整取”的效应，变成对彼此的不满与怒火倾泻而出，对两岸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阋墙之争的残酷越来越失去“相容相忍”的影子。从两岸官方层面互动的过往可以看出，如果两岸“对抗、互撕”，建构的必然是“霍布斯文化”，是“敌人的形象”，无论是两蒋时期两岸之“正统”之争，还是李、扁、蔡时期两岸之“统独”之争，都是如此，所建构出来的“大陆形象”一定都是“敌人形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