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秩序转型的不稳定性和难度上升。国际秩序以世界格局为物质基础和力量支撑，世界格局变化必然引起国际秩序变化。本世纪初以来，在世界格局变化和西方整体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美苏争霸和美国独霸先后主导的二战后国际秩序，向中国倡导的、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的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全球化秩序转型。这一转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符合大部分国家的合理要求。然而近年来，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霸权，霸权吸引力式微的美国越来越以霸权主义抵制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肆干涉他国内政，频繁制造地区紧张，致使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大增。尤为值得警惕的是，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与中美关系逆转、美俄关系破裂、中俄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而美国努力强化西方联盟，世界格局正在滑向新两极化，尽管拜登声称不寻求“新冷战”。理论和历史都表明，两极格局会导致世界分裂和整体性对抗。因此，两极“新冷战”的危险趋向使国际秩序转型的不稳定性和难度大大上升。
第三，中美关系面临更大挑战和危险。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新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难以避免战争，因为当缺乏互信的这两大国国力差距越来越小时，崛起大国可能认为以战争方式取代后者的主导地位有利可图，而焦虑感、恐惧感不断上升的霸权国凭藉尚存的实力优势发动护霸战争的可能性随之上升，即双方都可能发动战争。〔23〕这是艾利森认为中美难以摆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依据。〔24〕虽然当今世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深度全球化世界，中华“和合”战略文化、中国国家性质及其和平发展国家战略共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战争崛起老路，但是美国实施新的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不仅使中美新冷战难以避免，而且令中美在南海、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显着上升。中美全面对抗是由美国护霸战略目标和中美五大结构性矛盾〔25〕决定的。护霸被美国当作最高国家利益，为护霸它必定竭尽全力和不择手段。中国已被美国认定为对其霸权构成最大威胁，它必定极力遏制中国。中美全面对抗也是由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和美国对华预期逆转促成的。上世纪后30年，随着中美和解、中国逐步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逐渐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由于当时美国的软硬实力强大和中美国力差距很大，美国不仅没视社会主义中国为威胁，反而视之为准盟友，其原因除了以华制苏的战略需要外，就是它寄望于且有信心把中国改变成追随它的“民主国家”。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摩擦不断、危机频发，但美国没放弃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和努力，对华一直以接触和合作为主。然而，进入本世纪后，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国际影响不断提升而美国霸权吸引力不断下降，到奥巴马执政后期，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基本破灭，转而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这一对华战略定位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被大大强化，中国被美国当作其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和最大战略威胁。虽然拜登宣称必要时与中国合作，但是他基本继承了其前任的对华战略，尤其是极力拉拢其盟友共同制华，比如强化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和新建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因此，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如普遍预期的那样得到改善，反而呈现继续恶化之势。力图围攻中国的拜登政府比对华单打独斗的特朗普政府更难对付。美国在其霸权吸引力式微时仍极力遏制和围攻中国，从而使中美关系面临更大挑战和危险。
第四，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趋于恶化。对最在意美国霸权“公共产品性”的美国盟友而言，美国霸权吸引力式微虽有利于它们增强对美独立性，但危害更大。特朗普执政时期，由于美国愈来愈偏狭于自身利益，美国盟友非但难以继续“搭便车”，反遭美国在经贸和防务两方面的威压。特朗普认为：美国长期以来花巨资保卫盟国，但德、日、韩等却长期对美搞不公平贸易，导致大量美国工人失业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美国被当成傻瓜。他要求德、日、韩等在经贸上对美大幅让步，甚至公开称长期占美国便宜的欧盟是美国的敌人，因而不惜发动对欧贸易战。他要求盟国大增防务费，大买美国军火，否则就撤军，还一度称北约是过时的组织。由于美国霸权吸引力急剧下降，拜登执政下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难以完全恢复，裂痕明显的联盟体系的影响明显下降。法、德一致认为欧洲安全不能再指望美国，已达成加强欧洲自主的努力将不受拜登对欧政策影响的基本共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