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顶层设计，以“和衷共济”的多边主义对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和中美国力差距不断缩小，中美间各种矛盾都趋于激化，中美关系性质已质变。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和长远威胁而全力打压，已成为美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大战略目标，因此美国已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大外部障碍和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胁。中国应以“和衷共济”的多边主义对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充分利用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所激起的广泛不满，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抗击美国的对华围堵。应尽力与中国有重大利益纠纷的周边国家缓和关系，不让美国有机可乘，制衡美国构筑印太反华联盟。为此，应尽力稳定中印边境局势，并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尽早问世。同时，充分利用美欧多重矛盾，在经贸、反霸、反恐、环保、能源等领域强化与欧盟战略合作，减小西方联盟的对华压力；继续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大力推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多边国际秩序。
第四，以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构建以斗争为主以合作为辅的对美新战略，既坚决斗争，又寻求合作；既抓紧为全面冲突做好准备，又以“太极”应对其“拳击”，极力避免对撞，尽量延迟摊牌。2018年以来，美国以“印太战略”和对华贸易战强化对华遏制，在台海和南海等问题上大肆挑衅中国核心利益。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采取一切手段打压从疫情中奋起的中国。中美关系面临50来最严重威胁。美国鹰派想在美仍有对华军事优势时尽早对华开战。〔26〕在渡过了特朗普下台前美国对华疯狂挑衅的高危期后，中国虽应在应对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等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加强中美合作，但对改善中美关系别抱太大期望，因为美国对华遏制有牢固的跨党派共识和广泛民意基础。拜登上台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仍在几乎所有国内问题上尖锐对立，但是美国国会几乎全票通过了不少反华议案，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主张以法律形式推动中美经贸脱钩并联合盟友全面制华。2021年3月1日公布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对华有好感的美国民众仅有20%，比去年下降13个百分点，创下盖洛普自1979年有调查以来的最低记录。〔27〕因此，要彻底抛弃中美关系“坏不到哪儿去”的旧判断，以底线思维和辩证思维构建以斗争为主以合作为辅的对美新战略，做好与美国长期艰苦斗争甚至全面冲突的思想准备、政策准备和力量准备。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尤其是军力、科技和金融仍处于劣势，面对美国咄咄逼人、全面打压的“组合拳”，中国不必事事针锋相对。由于时间在中国一边，除了在真正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决反击外，可适度“装傻”，极力避免与其正面相撞，尽量延迟摊牌时间。若能为中国崛起再争取5至10年时间，可能美国就不敢与中国摊牌，中国也就实现了和平崛起。故中国应以理智应对美式狂躁，以“太极”与“美拳”周旋。“太极”强调修炼内功和软硬、虚实、缓急的有机结合，是中华儒道结合的产物，是中华大智慧的体现和实践。练好“太极”并巧加运用，假以时日，就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
第五，大幅调整对美经贸政策，多管齐下，力争变被动为主动。中美经贸长期不平衡由美元霸权、中美经济高度互补、美国储蓄率长期过低等因素造成，但特朗普错误地将其归因于“中国的非公平贸易”，片面理解为美国吃大亏，妄想用贸易战矫正中美贸易失衡。拜登把前任的单打独斗变成为拉拢盟友共同遏制中国日益强大的经贸影响。为了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在继续推动新型全球化和全方位对外合作、大力发展与欧洲、东盟等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的同时，对美经贸政策应多管齐下：（1）在遵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对继续谈判持开放立场的同时，坚决维护核心经济利益；（2）加强中美地方经贸交流合作，利用美国国内反贸易战的力量，从其内部掣肘其反华政策；（3）努力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尽快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4）尽快减少甚至停止对美战略物资（如稀土）出口，不让美国继续从中国获取廉价战略物质；（5）大幅减少对美投资和尽快撤回在美国有资产；（6）逐渐增加黄金资产和石油储备，尽快减少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不要充当美元泛滥下美国国债的“接盘侠”，从而使中国经济逐步从美元霸权中解套，进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和对外经济安全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