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院校、科研机构对于古籍整理成果的认定普遍偏低。在评奖时，古籍整理成果通常会排在专着、论文之后。”在张剑看来，这个评奖结果虽说意外，却也符合很多评价体系的“惯例”，“一些高校的职称评审也是这样，专着、论文才是硬指标，古籍整理成果可有可无，而且在评价体系中的分量也远不能与专着、论文相比。”
“在目前的学术界，重论文、轻文献成为一种倾向，古籍整理在学术体系里不被重视，这导致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学者不愿意从事古籍整理。”做古籍编辑多年，中华书局总编辑周绚隆懂得古籍整理的艰辛：整理者必须逐字逐句读懂古籍，而不能跳过自己不懂的内容，因此也就无法“藏拙”，为了解决一个断句问题，常常需要查阅很多文献资料。
标点在古籍上的一个个逗号、句号，看似简单，却凝聚着整理者的大量心血。然而，也有些整理者、出版单位把这一个个标点看得过于简单，把古籍整理当成追名或逐利的工具，一些古籍整理作品质量堪忧。
“现在，对于专着、论文的学术价值认定，已经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评价标准，而在古籍整理领域则缺乏有效、明晰的评价指标，这就容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一方面优秀学者不愿意从事古籍整理，另一方面劣质的古籍整理作品屡见不鲜，使大众对古籍整理产生偏见和误解。”张剑认为，可以通过创新性、难易度、重要性、规范性、可靠性这五个标准对古籍整理的学术价值进行评价，“随着《意见》的出台，我期待未来可以建立一个指导性标准，用以衡量古籍整理成果的学术价值，使古籍整理与专着、论文形成并驾齐驱的关系。”
提升古籍整理作品质量，学界有责任，也离不开出版界的努力。
“古籍整理实践性很强，古籍编辑必须具备文史哲通识。这些年各地古籍出版项目增多，投入虽多了，但编辑人才队伍还没有培养起来，于是一些项目化、工程化出版项目变成‘急就章’，难免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周绚隆说，如今很多专业古籍出版社都出现了编辑队伍青黄不接的情况，“我们要花更多时间培养编辑队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