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民粹”与“民主”究竟有何不同？“民粹”与“民主”都强调人民的主权观念，然而民主主义认为，人民主权的现实实现机制是代议制，即通过选举产生民意代表，进而组成权力机关，代表人民大众行使对国家统治的权利。同时，民主主义还强调“法治”和“制衡”，反对“一言堂”，权力系统内存在相互制衡和监督机制。然而民粹主义却不相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表现为在“思想上的人民性”特点，极具“平民化”倾向，强调“全体人民”和“全体群众”是其共同的出发点。民粹主义把平民大众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是一种极端的民主理想，企图超越间接民主的现实，主张平民大众的普遍且直接参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政治人物和平民之间建立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直接的从属关系，两者间缺乏相应的中介。政治人物个人的超凡魅力和普通民众的狂热崇拜维持这样的组织结构，民众常常被政治人物欺骗和操纵。
民粹主义是一种扭曲了或异化了的民主主义。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的终极价值，主张民众的诉求和认可是一切政治合法性的根源，他们倡导的直接民主、公民投票、公民复决等也包含了民主主义的合理内核。但是，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民主主义的表现，它更侧重于民主形式的而非民主内容本身，它追求一种“简单而又直接”的民主，反对代议制和精英治理。在处于民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煽动民众对政治体制进行非理性的、盲目的、“只破而不立”的抗争往往会造成民主转型的失败，甚至使民粹主义与新的威权体制相结合而形成了民粹主义威权体制。民粹主义和民主主义从相同前提出发,最后却走向了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目的地。
三、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发展及其表现
台湾民粹主义的发展可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民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阶段（1993-2000），即李登辉时代的民粹威权，从李登辉就任“总统”到“政党轮替”；二是民粹主义的壮大阶段（2000-2004），即陈水扁时代的民粹式民主，从民进党上台到2004台湾“大选”；三是民粹主义的式微阶段（2005-2014），民粹主义有式微的迹象。四是民粹主义出现新变化阶段（2014年至今），从“太阳花学运”、“反课纲运动”到2016台湾“大选”和2020台湾“大选”。
（一）李登辉的“民粹威权”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0年的政党轮替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初期，这段时期又称为李登辉的“民粹威权”时期。1988年，“政治强人”蒋经国去世，台湾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权力争夺和政治博弈。虽然李登辉成为了接班人，但是他幷没有稳固的权力基础，作为台湾“本省人”，在国民党内部缺乏权力基础，因此他需要把“人民”，即主要是把占总人口80%以上的“本省人”引进民主化的进程，以便绕开国民党和体制的羁绊。在民主化进程当中，李登辉巧用人民对国民党威权统治和现状的不满，以“人民最伟大，民意最权威”、“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等口号取信于台湾民众，幷且通过总统直选的方式赋予他代表台湾人民的合法性。“民主化与本土化”的捆绑式结合，使台湾的民粹力量日益强大起来。李登辉在体制内利用党政资源完成了中国国民党和政治体制的“台湾化”，巩固了其在党、政、军、特的领导地位；在体制外，最终通过诉诸于“台湾人”的民粹主义获得了民众支持和合法性基础，通过民粹主义加强和扩充自己的权力，建立了一种“民粹威权”。“民粹威权”是民粹主义与威权统治相结合形成的一种体制，它以狭隘的“本土化”为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它造成了本土主义迅速膨胀。
李登辉的“民粹威权”建立在民粹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民粹主义来维系其威权统治。这样做一是可以依靠占人口多数的台湾人的民意来增强政治独断的合法性；二是可以让人难以觉察到隐藏在民意下面的政治独断；三是即使遇到别人的质疑也会以多数人暴力的形式将其打倒。从这种意义上看，“民粹威权”带有多数人暴政的特征，只不过，这多数人又是受到少数政治人物所操控的，最终还是服务于这些少数人的利益。
李登辉的“民粹威权”是台湾在民主转型初期出现的一种特殊政治形式，它随着李登辉的下台而不断式微。李登辉建立这种体制的最终考量是权力和利益，“政治家都喜欢唱‘认同台湾，爱惜台湾，为台湾努力奋斗’的赞歌，但是台湾普通民众发现，那些所谓的‘新台湾人’往往是些‘爱权力无上的人’、‘爱金钱无上的人’。”⑫
（二）陈水扁的“民粹式民主”
2000年是台湾民主转型中一个分水岭，台湾出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标志着台湾民主进入了巩固期。自称“台湾之子”的陈水扁，在2000年3月选举中获胜，其主政时期，非但没有摆脱原有的民粹主义动员方式，反而将民粹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以“爱不爱台”区分敌我，把民进党装饰成为“爱台湾”的本土党，把国民党称为“卖台湾”的外来党，不断挑起省籍矛盾和族群冲突，从而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执政后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决定政策取舍和台湾的前途，幷声称谁不支持“公投”谁就不是“台湾人”，以此煽动普通民众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情绪。
民进党是一个靠民粹主义起家的政党，有着极强的草根性，其政治动员也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煽动性。民进党执政以后,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构筑了与李登辉类似的“民粹威权”。比如倾向于绕开体制，直接诉诸台湾本省籍民众，利用族群问题、统独问题煽动民众的情绪，从而在政治博弈中获得优势。不过，陈水扁的民粹主义还具有以下特点：⑴狭隘的民族主义，族群身分认同是陈水扁民粹主义的基础；⑵话语霸权与语言暴力，台湾2004年“大选”中，陈水扁大打“认同”牌，以“爱台”与“卖台”的二分法割裂族群；⑶福佬沙文主义，民进党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一种福佬人沙文主义，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建立起福佬人的统治秩序，“独尊福佬人”，在民进党看来，福佬人就是“台湾人”，闽南话就是“台语”。⑬
（三）民粹主义近年来的新变化
2004年以来，台湾社会对于其民粹主义的反思和批评趋于增多，台湾民粹主义的热潮在整体上有所退却，但这幷不意味着民粹主义的销声匿迹。台湾民众早已厌恶政党恶斗，台湾民粹主义由此出现了一些新变化。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与2015年的“反课纲运动”等民粹主义运动，尽管被认为是“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但却尽由政党、政治家在其背后进行人为操纵，这是一种隐性的政党或政治家民粹主义。民进党所操控的这些运动尤其是“太阳花学运”具有民粹主义运动的鲜明特征。动辄以“人民”、“民意”、“民主”之名义，反对既有权力结构，甚至不惜对抗法治。2016年“大选”、2018年“九合一选举”和2020年“大选”，民进党不断操弄“民粹选举”。蔡英文上台后的这段时期，台湾民粹主义呈现出民粹威权主义、民粹选举主义和民粹族群主义等多种变体，⑭呈现出明显的“绿化”和“反中”特点。⑮近年来的民粹主义运动表明台湾民粹主义生命力的旺盛，同时也表明民粹主义潜藏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土壤中。
2020年新冠肺炎暴发后，善于煽动民粹的台湾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企图“以疫谋独”，煽动新一轮的“台独”意识和“反中、仇中”情绪，大陆学者发文称台湾出现令人非常震惊的“反中仇中远中脱中”的“台独民粹主义”恶浪。
四、台湾民粹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台湾民粹主义基于台湾的民主制度基础。民粹主义源于民主本身。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台湾民众尤其是青年确立自身认同主要源于台湾民主制度。而从现实情况看，台湾两党的民主制度带来的行政低效和相互内耗，使任何可能的改革和发展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最终导致民粹政治的反复低效。例如在国民党试图推动两岸服贸协议期间，民进党进行了大量的议事程序阻挠，最终国民党不得不使用“30秒送院会存查”的手段试图通过服贸协定。而这也落了“太阳花学运”中国民党“黑箱服贸，亲中卖台”的口实。在学运中青年以“我代表台湾人民”为口号占领立法院，青年在以台湾民主制度为傲的同时又以民粹的态度践踏民主和法律。基于民主制度的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台湾根深蒂固的组成部分。
（二）竞争选举政治加剧了民主政治的“民粹化”。不可置否，现代民主政治是以选举为基础，但是，如果仅仅把民主简化为选举，选举简化为选票，选票简化为多数决，那么奠基于宪政的民主政治就会被简化为投票的统计学，这种民主政治的简约主义将会导致民主的异化，也将由此产生很大的弊端。在选举政治下，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一门赢得选票的行为艺术。为了获得选票，政党、政治精英会千方百计地迎合与讨好人民。正像市场经济易于产生“拜金主义”，民主市场也易于形成“拜民主义”。⑯追求选票的最大化成为政党或政治精英在政治博弈与竞争性选举中制定何种方案、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竞争选举压力下，台湾的部分政党、政治家诉诸民粹主义策略，通过民粹主义话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从而取得民众的支持。此外，民众对族群身份的认同超过了对公民身份的认同，成为民进党在选举中制造族群冲突的有利条件，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使民主政治更易于异化为民粹主义。
（三）泛政治化宣传、媒体舆论与话语霸权为台湾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媒体在台湾民粹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二元对立式”民粹主义议题论述。⑰在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发生的“周子瑜事件”就是其中代表之一。此事件在支持民进党的媒体的宣传之下，在岛内引发情绪链式反应，据保守估计至少有近百万青年因此事件的影响而投票给民进党。此事件说明了两岸民间缺乏正常交流沟通机制，同时网络对交流幷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可以发现网络反而将民粹主义的泛政治化宣传和神话式的、有选择性的宣传进一步强化放大了。
五、台湾民粹主义的影响
台湾民粹主义，见证了台湾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幷对台湾政治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在早期有利于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完成，在民主化进程当中台湾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和成就；另一方面也困扰和冲击了台湾民主政治。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民主政治的系统的有效运转通常需要就某些个体和群体的某种程度的冷漠与回避。过去，每一个民主社会中，都有一些不积极参与政治的边缘人口，不论其数目大小。”⑱就此而论,民粹式的过度政治参与不利于建立健康的民主制度。
首先，民粹式的过度政治参与不利于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中，民众通过选举进行政治参与，民主选举是为了选贤与能，离不开选民冷静、理智、客观的思考。然而，台湾的民粹式过度参与造成了“选举癫狂”。竞选者为获得选票取悦于民众，导致其强调感官刺激，忽视冷静观察。受这种“选举癫狂”影响，不管是竞选者还是选民都不容易做出理性的决定。民粹主义的极端民主的思想将民众或民意视为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同时易导致对现存法治等制度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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