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创造战略性模糊是解决两岸政治难题的权宜之计。据苏起本人解释，他希望能通过建构这一概念来避开“一中”，也能避开“各表”，以让两岸在民进党执政时仍能各自保有模糊空间，持续和解，避免战争。2018年台当局陆委会主任陈明通也公开说：“苏起当初创造这个名词，其实是好意，因当时政党轮替，所以创造新名词给民进党使用。”创造不失原则的模糊空间，既为留有余地，也不让对方感到为难，是解决一些复杂政治问题的策略。香港会谈时，达成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共识，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强人所难的善意举措，对争取对方的配合和最终达成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些模糊空间后来被台湾方面用作“各自表述”，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模糊空间对于达成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模糊空间被异化解释而对其一概加以否定，应将其放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和评价。
第四，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发展进路。尽管两岸之间存在政治分歧，但双方均有通过商谈来解决事务性问题的需求，于是就想出了两岸两会商谈这种民间形式。双方虽然坚持“九二共识”，但在两岸直接进行政治对话和谈判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势下，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基本进路，有助于为两岸启动官方商谈减少疑虑和阻力。具体而言，即：在交流性质上，先坚持民间交流、被授权社会团体交流、再逐步升格为公权力机构交流；在官方交流中，坚持从低层级到高层级的步骤；在议题上，坚持先易后难、先低敏度后高敏度的次序。就两岸会谈而言，具体交流次序是：两岸民间交往——授权两岸两会商谈——国台办和陆委会商谈——“习马会”。这种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思路被实践证明是务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在未来发展两岸关系的过程中，该思路和做法值得进一步沿用。
第五，“九二共识”是两岸协商解决台湾“国际参与”问题的前提。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主张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通过与大陆方面协商来解决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在“九二共识”基础上，两岸探索出了一套处理台湾国际参与问题的成熟做法，台湾当局先后参与WHA等国际组织的活动。事实表明，台湾只有承认和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够在此基础上就台湾“国际参与”问题展开对话协商，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后，然后再向国际组织提出申请，国际组织会根据相关国际组织的性质、章程规定和实际情况，以大陆同意和接受的方式允许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因此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湾加入国际组织问题的政治基础和前提条件。
综上，“九二共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两岸相向而行的产物。两岸打破坚冰后，各方期待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奠定基础，“九二共识”顺势而出。随着国际形势、两岸形势和岛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九二共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九二共识”的续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冲击。“大两岸”之间战略竞争决定了“小两岸”关系不可能缓和，“台独”与反“台独”、促统与“拒统”的矛盾，使得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九二共识”何去何从，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