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缺乏数据治理的开放共享与有效互动
数据驱动时代，无论是作为利用规范性技术设计的城市服务平台，还是对城市的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服务，抑或是基于智能技术的城市移动服务场景，都是一种由技术赋权城市治理、社会服务与市场监管的手段与模式。Quayside项目的失败教训表明，仅仅依靠技术手段的乌托邦式数据治理方式，或许可以满足公众的想象，但可操作性尚待验证，而回归以人的生活、情感、意志为核心的数据治理框架，或许才是最本质的问题。比如，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诞生的“健康码”就是一个形成城市、人、技术三者良好互动的正面案例。因此，数据的开放共享与有效互动将成为数据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基于数字技术的价值将主要体现在如何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的发展与生活需求，并形成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有效互动。
二、对中国数据治理的启示与建议
1、构建数据治理体系，提升数据治理能力
破解数据邻避困境的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化的数据治理体系，要平衡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利益，凝聚更多共识，共同促进数据治理的提升。其中，政府作为数据治理主体，处于核心主导地位，应首先进行顶层设计，完善数据治理管理机制，形成权责明确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体制；强化数据资源管理体系，提升数据管理能力，包括数据架构、数据标准、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隐私、元数据管理、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强化数据监管，加强数据安全和信息安全，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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