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湾地区面临的新冠疫情安全困境
纵观台湾地区此轮疫情的发展，已然有引爆全岛的趋势。而这其中既有台湾当局麻痹疏忽、疫局误判、抗疫不力等主观因素所导致的感染人数激增、医疗资源缺乏的困境，也因台湾地区当前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滞后于疫情变化形势的制度困境。同时两岸目前缺乏政治互信也导致难以建立起有效的防疫互助机制。加之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疫情政治化的策略，导致岛内的抗疫形势复杂多变。
（一）台湾地区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不健全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台湾地区采取各种措施，勉勉强强能够将疫情拒之于门外。但此次疫情中，台湾防疫部门不仅没有守住之前的抗疫成绩，反而出现了多个防疫节点被疫情突破的窘境，其防疫体系有全面崩盘的危险。一方面，在公共卫生防疫体系的机构建设上，一开始的防疫步伐就滞后于疫情变化的新形势，出现”抗疫虚弱”的颓势。在2020年疫情形势下，台湾地区成立了“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CECC），幷设有三个等级。因后期岛内有确诊病例，CECC提升至最高等级的“一级开设”，由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陈时中坐镇指挥。在“一级开设”的组织架构上，分为情报、作战、后勤三大执行体系，同时在三大执行体系之上设立专家咨询会议，为疫情防控提供智力支持。〔30〕目前新一轮疫情下台湾地区虽执行的是“一级开设”，但正是在这样“高标准”的应对举措下，台湾地区的疫情态势反而愈发严峻。究其原因，正是三大执行体系下各机构的运转十分“拉垮”。在“作战”执行机制下，“边境检疫组”应当及时对“入境”人员进行病例筛查。但由于执行不力、筛查速度慢、等待时间长，导致大量“入境”人员发生群聚现象，且筛查结果最快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查询，间接导致了后期的社区传播案例的出现。〔31〕“后勤”机制的执行和运转也相当迟滞。尽管“入境”后还需在防疫旅馆或自费的集中检疫所进行集中隔离，但岛内的公共防疫建设幷不完善，很大一部分防疫旅馆的防疫水平远不能达标。一些防疫环节也存在严重漏洞，达不到有效防疫的要求，实际上还有造成加大疫情扩散的风险。据统计，目前全台湾现有的防疫旅馆数与CECC要求的各县市50家、全台湾至少1100家的数量相差甚大，满足率仅0.5%。〔32〕且随着确诊人数的激增，现有防疫旅馆和集中检疫所都已人满为患，交叉感染风险增大，各地防疫压力剧增。
另一方面，防疫隔离政策屡屡更改，也间接导致感染病例激增，疫情加速扩散。就在4月下旬疫情正加速蔓延的形势下，CECC将此前执行的“10+7”隔离政策更改为“3+4”，也即是说3天集中隔离后即可自由流动。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形势和政策执行下必然会导致疫情进一步蔓延，确诊病例激增。尽管此后CECC又将“3+4”改为“7+7”，幷从5月9日开始实施，但已然于事无补，因为目前的疫情扩散形势和力度都远超台湾防疫体系的承受能力。由于检验速度难以满足当下体量巨大的潜在感染病例，出现“筛查遗漏”现象。加上大量未被及时确诊的“黑数”存在，导致一些人隔离后出来被反复感染，检测数据“被动失真”。〔33〕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会因检测能力不足而导致确诊病例发现不及时，也会因检测不全面导致未来出现交叉感染、反复感染的危险局面。此外，在疫情预警机制上出现严重的安全漏洞和预判失误。此前，台湾防疫部门制定了等级制疫情警戒措施，该措施一直持续适用到2022年3月，后停止使用幷改为每月检讨防疫政策。而正是由于此前三级警戒降为二级警戒后，民众的防疫警惕性也随之降低。到了2022年3月台湾防疫部门甚至直接取消了疫情等级预警制度，让民众误以为已经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秩序，在防疫心态上产生了极大的松懈和过度乐观。以至于在3月中旬第一例“XE”变异毒株扩散至岛内和4月疫情开始蔓延后，民众此时依旧没有加强戒备。台湾防疫部门也未见有明显的升级管控措施和对民众的预警宣传举措。加上隔离政策从“10+7”改为“3+4”的“反向神操作”，足以可见台湾防疫预警的巨大体系漏洞和政策失效。
（二）疫情信息掌握不对称引发民众恐慌
信息失实或信息不对称可能引发超越信息本身的后果。从信息掌握的主体来看，组织或信息主体在一定时期内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当信息量和复杂程度超过其可处理的限度时，该组织或信息主体要么歪曲信息，要么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这些信息，而被处理过的信息流经各个等级结构时，也会因信息主体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身份地位不对称引发信息的歪曲。〔34〕在新一轮疫情肆虐台湾社会的当下，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在行动机制上做好建设，在面对民众的质疑和产生恐慌心态时，也未能作出有力的澄清和行动来减轻民众的心理负担。反而为了掩盖疫情严重性故意扭曲甚至隐瞒部分信息，致使民众更加恐慌。4月上旬岛内疫情确诊人数开始增多，日增上千且呈现快速上升趋势，民众对此焦灼万分，纷纷寻求庇护之法。而此时台湾地区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却抛出“台湾防疫世界第一”的高调论断，幷称此次“XE”变异毒株虽然传播快，但是症状轻，试图稳定民众恐慌心态，还称要建设防疫与经济平衡的“新台湾模式”。〔35〕结果就是这样的失实论断让民众误以为此轮疫情与普通流感无异，放松了戒备心态。结果在4月9日就开始出现死亡病例，幷且从4月27日开始每天都有死亡病例，5月下旬开始死亡病例更是以平均每天三位数的速度增长。由于此时的真实情况与台湾民众前期接收到的疫情信息有极大的落差，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疫情的发展形势与民众的心理预期完全相反，导致台湾民众的深度恐慌和对民进党当局的信任度丧失。
当行为体获取的信息与之前的信息相矛盾时，“他们通常要么忽视它，要么发展出质疑其真实性的理由”。〔36〕台湾民众对于疫情未知性的恐慌，加上当前所接收到的信息与前期真实情况极不对称。在当前真实信息得以向公众释放后，又加剧了民众进一步的恐慌心理。从而引发了对信息主体或组织的彻底不信任心态，导致整个台湾社会陷入了疫情安全困境的怪圈。这种怪圈从本质上来讲，是双方拥有权力的差异所致，也即是对信息这一资源的掌握和享有的问题所致。因为许多互动行为不仅仅是由于欺骗和信息不足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其中权力以及权力对资源的分配问题是本质的因素。〔37〕台湾当局掌握着有关疫情的所有一手信息，包括每天新增确诊、死亡、治愈病例数，医疗机构的运行情况、医疗资源的供需情况，以及对疫情总体走势的未来评估和预测。这些描述性、预测性信息不仅可以改变民众的认知态度，而且“这一信息得到广泛的分享，那么对其他人很可能改变其行为认知，将影响行为体本身的判断和最终作出的决策”。〔38〕而决策者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冒进和危险政策的制定，而这些危险的政策制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决策者的权力，而非保护和促进公众利益的实现。〔39〕因此，为了求得政权稳固，也为了年底“九合一”选举考虑，民进党当局自然不会将所有有关疫情的信息向民众全盘托出，而是有选择性地向民众输出。但“信息的供给和分享是参与过程的一个基本要求”，〔40〕因民众没有参与其中而导致疫情失控局面，只会使民众因为不瞭解内情而深陷质疑和恐慌。这种违背真实情况、扭曲科学信息的行为最终只会加深民众对民进党当局的“防疫反感”，台湾地区面临的疫情安全困境只会越来越深且难以转圜。
（三）藉疫情政治化掩盖其防疫虚弱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将两岸间任何事情、任何互动上升为政治议题已然成为其“屡试不爽”的惯用伎俩。通过将此次疫情上升为两岸间的政治议题，不仅能使台湾地区在一直谋求加入的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问题上有机可乘，还能趁机再次甩锅大陆，对大陆的抗疫举措和形势进行“污名化”。一方面，民进党当局不仅想通过此次抗疫推动其“低政治”领域议题的实现，更想实现一些“高政治”领域议题的图谋。以疫情这类传染性疾病会对人类安全产生巨大威胁为藉口，以期为台湾地区参与“国际事务”打开方便之门。民进党当局便可藉此讨论其加入WHO的问题，以及以何种身份加入该组织的问题。藉助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态势，认为防疫不应有“国界”限制，需要全球联动应对，〔41〕企图变换各种方式在抗疫过程中寻求政治议题。比如说，就在台湾地区防疫形势进入“深水区”时，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也于2022年5月22日-28日召开。巧合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在4月28日匆匆通过对“帮助台湾恢复其在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身份”的一项法案，幷已送交拜登签署以形成立法。该法案的支持者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诺利（Gerry Connolly）称台湾为全球抗疫的“领导者”，认为“台湾的领导力和对全球卫生安全的贡献表明台湾应该成为世卫组织中的一部分”。〔42〕美国赶在世卫大会前通过该法案，其政治意涵不言自明。而台湾当局则想藉助台湾防疫和WHA召开之机，趁机“揩油”。藉助台湾防疫吃紧，博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同情，进而获得与国际社会成员接触的企图。藉宣传其所谓的“民主防疫模范”之经验试图使台湾获得与WHO成员国的同等“国际”地位。其疫情政治化、“国际化”甚至“以疫谋独”的图谋不言而喻。
另一方面，民进党当局在两岸间大打“疫情牌”，通过抹黑、甩锅大陆，对大陆进行“疫情污名化”，以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四、两岸共同应对新冠疫情威胁的安全路径
由于两岸目前的对立形势和互不信任的政治态势，任何的非传统安全事件都可能引发两岸关系紧张局势再度升级，进而影响到两岸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局面。〔43〕但是新冠疫情的出现和其特有的表现对两岸共同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的未知性、外溢性和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从外部环境上促使两岸须采取一定的互动和合作形式，来共同应对疫情的威胁。而两岸对于疫情的防控政策则从内部过程上对两岸共同建构疫情防控沟通和治理机制提出了要求。
（一）以“共享安全”为原则，促进两岸防疫经验互学互鉴
“共享安全”是各行为体间所共同具有的一种安全状态。它以安全的普遍性为基础，“共同认知安全威胁、建构安全框架、享有安全利益”，追求的是共存、共赢之道。〔44〕肯·布斯（Ken Booth）将这类安全形态视为一种“彼此间互为建构的概念”，透过认知主体的观念改变可以对安全问题形成有效的回应。〔45〕“共享安全”既是一种安全的形态，也是一种观念和价值体现。〔46〕应对疫情的“共享安全”原则要求两岸既要寻求防治疫情的共同方法，又要有共享安全的意愿，同时还需要具备朝向共同安全的能力基础。
两岸在抗疫过程中有着很多的共同点和共同安全利益。在疫情防治中，大陆坚持“动态清零”，坚定的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根本目标，实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有效防疫举措，多次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台湾地区此前也一直执行着较为严格和稳健的防疫手段，包括对“入境”人员的严格筛查，对岛内病例的积极救治。在这一方面，两岸有着共同的防疫安全目标，那就是在保持有效防疫的态势下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尽管新一轮疫情导致台湾地区的防疫政策有所调整，但其基本目标仍旧是实现抗疫和恢复经济两手抓。而大陆在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强调要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统筹发展。两岸对于疫情在大势上的认知是一致的，对防治疫情的方法和途径是相似的，因为两岸面对的安全威胁是一致的。因此，建立以“共享安全”为原则的安全价值观，有助于两岸开展切实有效的防疫举措，加强防疫经验的交流互鉴。在新冠疫情在两岸均出现一定反弹的形势下，两岸中医药合作治疗疫情病例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在2021年底，两岸开展了“两岸中医药名师对话”活动，两岸中医名师通过线上交流，探讨了中医药在新冠疫情中扮演的角色，在中医药提升疫情病例的治疗效果方面取得了诸多共识。〔47〕因此，未来两岸在抗疫过程中，可通过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为契机，互相交流和借鉴彼此的成功防疫经验和举措，深化共同认知，实现对疫情在信息、防控、治疗等多个层次的“安全共享”。
（二）以“有效安全”为目标，增强两岸疫情合作的互适性
“有效安全”是实现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目标，各行为体间为了降低安全的“高政治”性，就必须确保“有效安全”作为最根本的目标。两岸对于疫情的防控和治理，必须以“有效安全”作为长期坚持的目标，才能实现对此轮疫情有效和持续的控制。但台湾地区目前对此轮疫情防控颇为被动，且从目前的防疫举措来看，台湾地区的防疫目标幷非“有效安全”，而是试图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表面看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上秉持的是一种消极安全的防疫观念。
对此，一方面要实现两岸各自对疫情的有效管控。两岸对疫情的防控首先要保证疫情不外溢，不出现相互交叉感染的情况，实现疫情在防控层面的“有效安全”。在此轮疫情正值爆发的高峰时期，首要目标是遏制本土病例的快速增加，通过执行严格的“入境”检测和对域内病例进行有效隔离观察和治疗，藉助多重手段减弱疫情的扩散效果。大陆自2019年疫情刚爆发时就实施了最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制定了有效的“清零”政策，将疫情扼杀于摇篮之中，以确保生命、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有效安全”。事实证明，通过以“清零”为主要举措的“有效安全”路径，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安全，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发展。在时间效率和防控成效上都达到了最优效果，实现了最大限度的“综合止损”。台湾地区前期施行的多级警戒措施也有效地对岛内疫情实现了精准防控，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在逐渐实现岛内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和走向正轨。正是在这种“有效安全”为目标的前提下，两岸才有可进一步合作防疫的基础和空间。另一方面，可通过两岸在防疫政策和抗疫举措的接轨和互适，提升两岸共同应对疫情的时效性，实现“有效安全”目标。在两岸各自防疫实现了“有效安全”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加强两岸在防疫政策、疫情信息以及人员隔离上的互适和接轨，在保障“有效安全”的防疫目标基础上，方便两岸民众的来往交流。实际上，目前两岸已在入境隔离政策上逐渐互适，大陆执行的入境隔离政策现已修订为“7+3”，而台湾地区则执行的是“3+4”隔离标准，两岸的政策上正在不断地相互调适。对此，未来两岸可通过对疫情的传染力度和易受感染的程度进行科学评估后，经过两岸防疫机构的共同协商，制定对两岸无疫或轻疫地区实行折中的集中隔离政策。在经过科学的疫情检测和医学评估后，再实现人员的有序流动。这样不仅有助于方便两岸民众的往来交流，更有助于在确保“有效安全”的基础上实现两岸防疫的互适性发展。
（三）以“安全机制”为框架，建构两岸疫情合作的制度化
当前国际社会中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不是在于遇到了新的安全威胁，而是既有的安全治理架构不能满足当前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此形势下，国际社会结构的分散化逐渐赋予社会组织、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以安全治理主体的角色，全面参与“去安全化”的过程。〔48〕由于两岸目前尚未就政治关系达成共识，也未展开相关的政治对话与协商，因此两岸在疫情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也需要一定的中介机制作为合作舞台，〔49〕以实现两岸应对疫情长期化、扩散化的有效治理。
一方面，在两岸共同应对疫情防控方面，可建立两岸公共卫生合作的多元化、多层级、常态化治理机制，稳固制度化合作的形式和效果。由于两岸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民进党当局单方面拒绝交流的态度，短期内在官方层面实现两岸疫情共同防控的安全机制建构暂无可能，但两岸民间可以成为疫情防控合作机制建构的先行者和践行者。民众对于疫情的威胁感受更为真切，对于当时当地所需要的医疗资源、生活物资、心理辅导等更加清楚。因此，直接通过民间的互动和交流，建立起一定的互助、互通平台和渠道，能够有效、快速地帮助受疫情困扰的民众，满足他们的即时需求。就在此轮疫情肆虐台湾之际，岛内快筛试剂告急，一些台企就尝试与大陆相关生产企业进行商洽和对接，通过商业渠道购买方式来满足岛内一部分快筛试剂的缺口。尽管民进党当局对台企从大陆“进口”的快筛试剂要求申请“专案进口”，会较为严格地审查来自大陆的快筛试剂，相当于多设置了一道程序，〔50〕但至少没有公开称要禁止快筛试剂进口。〔51〕这向两岸民间释放了一定的疫情防控合作空间。未来可以此入手，通过社会化、商业化渠道建立起常态化的交易机制，建立两岸在疫情防控和防疫物资交易方面的民间平台，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民众的燃眉之急。伴随着民间互动往来越来越频繁化、常态化，一些长期的交流互动形态会形成固定的形式，这种固定的形式在经过两岸共同认可和确认后，便形成了常态化的民间机制。而如果要让这种机制发展得更加正式和规范，必然需要官方的确认和授权。通过民间互动的扩大化、常态化，以及疫情发展形势的推进，两岸的官方互动也是大势所趋。当前两岸在官方层面的互动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其根本原因仍旧是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加上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屡屡恶意相向，致使本就崎岖的两岸关系更加脆弱。因此两岸首先需要改善的就是增强互信、加强交流，从“安全困境”转为“安全信任”，建立安全互信的机制，〔52〕采取多步骤、渐进式的互动和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CSBMs）〔53〕来降低两岸潜在的安全风险，进而再推动和扩大其他行动机制的互动和建构。伴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态势和两岸民间的迫切需求，建立两岸共同的防疫安全机制不仅是外部环境的要求，也是内部发展的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两岸也可通过共同参与国际卫生组织和相关防疫的国际会议，加强经验交流，为建构两岸间的防疫安全共同体提供经验借鉴。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提出的区域安全复合体（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RSCT）理念，以安全为区域的边界，而非以地理范围为划定依据。〔54〕这种以功能的划分为依据来建构安全共同体的途径，避开了两岸在敏感议题领域的争议，为建构起两岸间的防疫安全共同体提供了支撑。从目前来看，新冠疫情短期内不会消亡，而且如果不采取有效手段，其扩散的范围和力度都将会进一步增大。在台湾当局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原则的前提下，大陆可支持台湾以“中国台湾”或适当的名义参与WHO等国际卫生组织。通过吸收和借鉴国际经验来提升两岸共同抗疫的成效，也将两岸抗疫的经验向国际社会传播和交流。未来，两岸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建构起两岸抗疫共同体，真正实现共同抗疫和两岸命运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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