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26日电／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期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作为中国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差异的独创手段，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三线”建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十年以来备受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五大方面之一，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尽管如此，伴随着区域发展条件在新时代的不断变化，各区域如何深入实际、有效推动协调发展，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难题。
着眼实际，深耕现存区域发展战略
羊城晚报发表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张震文章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摆脱贫困、应对国内外发展遇到的棘手问题，中国开始逐步调整重大生产力布局，实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推动“三线”建设、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以及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战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区域板块也逐渐由“三大板块”（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演变为“四大板块”（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伴随着区域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国家又先后实施了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等。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从全局出发依据各区域发展的现实状况与资源禀赋条件，均做出了合理的生产力布局与战略安排。有些政策已经实施多年，就目前发展实际效果而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三线”建设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发展成果已载入历史史册，也为中国现在呈现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大板块”战略实施前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综合实力对比提升较为明显，“四大板块”内部以及板块之间发展差异近些年逐渐拉大凸显。
《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其分别镶嵌在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地区。单从“三极”来看（即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便会发现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水平最高、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次之、成渝城市群相对较弱。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战略实施以来，整个流域经济发展联系不断增强，优势发展区域也逐渐显现。可见，各区域战略的实施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综合实力水平的提升，然而就全国各个区域战略实施的初衷来说，其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缩小区域发展差异的目的。究其原因，有些区域在不同时期各种区域发展战略叠加实施，稀释了主要区域发展战略的最终目的。也有一些区域在同一时期不同发展战略措施交错重复，虽然强化了对这一区域发展地位的重视，但是也给此区域发展带来了压力，延迟了发展进程。因此，在应对多层次利好区域发展战略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导致相应区域现有战略实施不彻底、不深入的问题，避免不同种类的区域发展战略过度实施阻碍其协调发展水平提升。
面向未来，用活区域发展政策工具
文章介绍，区域政策最早兴起于美国和英国，主要针对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一般而言，区域问题基本可以划分为落后病、萧条病和膨胀病三种类型，相应的区域即为落后区域、萧条区域和膨胀区域。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这些问题在中国不同区域均有凸显，相应类型区域在全国也各有分布。如老少边穷地区、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区、资源枯竭区等等。应对这些现存以及即将出现的问题和问题区域，应当充分发挥区域政策的积极作用，着重在其“积极的倾斜”与“高度集中化”这两个突出而不可分割的特点上下功夫。正如现在全国正在实施和深入推动的主体功能区战略，本着“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工则工、宜游则游”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区域实施针对性、差异化的积极推进策略，即体现为区域政策的“积极的倾斜”特点。在针对不同区域实施“积极的倾斜”政策基础之上，集中实施从中央到地方一以贯之的区域支持政策，即为区域政策“高度集中化”的体现。就目前而言，同一个区域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充分发挥区域政策工具“积极的倾斜”与“高度集中化”的特性，尤其在面向未来，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更需要用好区域政策工具，积极发挥区域政策的协同综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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