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一下困局，现在出现了三种对欧盟世界秩序的挑战：首先是欧盟内部显现认同政治裂痕。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自2015年执政后，对其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欧洲法院裁决认定其措施有违欧盟的法律秩序和价值观念，对波兰处以每天10万欧元的罚款；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因拒不遵从欧盟的难民政策等原因，也被欧盟认定为“民选独裁混合政体”。由于波匈两国的“民主不达标”，欧盟停发了预算案中应拨付它们的数十亿欧元的“凝聚基金”和高达数百亿欧元的“新冠肺炎疫情复苏基金”。这些现象表明欧盟这些自由主义理念甚至没有完成内部“同化”，在一些天主教国家，妇女的堕胎权、LGBTQ等性别权利也有激化矛盾的潜在可能。其次是所谓“非自由”国家的崛起。欧盟理事会前主席图斯克曾言，中俄两国同为欧盟的“外部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019年在法国外交使节会议上曾说“西方霸权的终结，不在于经济衰落，不在于军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当你的价值观无法再对新兴国家输出时，那就是你衰落的开始”。再有就是地缘政治的回归，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发生的最大规模的一场战争。这场危机让地缘政治安全因素压倒经济发展和繁荣动机，逼迫欧盟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等议题上的立场迅速保守化。
在2.0版本的欧盟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一、二、三层面的内容相互交织和渗透，正常的经贸、投资活动和国际合作中渗入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因素，以“民主”和“进步”价值观为名的经济制裁破坏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的贸易和投资自由，滋长了经贸活动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不良风气，这些单边举动也违反了欧盟所崇尚的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原则。政治层面的所谓自由主义“扩张潮”会给世界秩序稳定带来反噬效应，“毁灭”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可能正是美国和欧盟自己。
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三种情形：
第一，欧盟理念从冷战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版回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1.0版。内外交困，有可能会让欧洲重新发现主权的意义。202年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总理访华，笔者注意到在他与习近平主席会谈时，习主席说“我很欣赏德国前总理施米特的一个观点，就是政治家应当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赫尔穆特·施米特（Helmut Schimidt）20世纪70年代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他是一位欧洲的知华派政治家和哲人。“宁静地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恐怕主要是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如果无法改变，欧洲或许可以率先接受；对经济和国际机制中“那些能改变的”因素，中欧双方则完全可以以平等的姿态相互磋商，互谅互让找到共识和利益交叠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