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香港都不是常见的词语。在部分香港居民特别是反对势力眼中，它们所谓的“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经过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才建立起来，所以“爱国”也必然包含了“爱党”的意思。由于历史原因，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抵触或逆反情绪，所以在反对势力的煽惑和诋毁下，“爱国主义教育”无从提起，就连“国民教育”和“国情教育”也因为被“污名化”而举步维艰。2012年，香港特区政府计划在中小学推行国民教育，反对势力则乘机策动“抗争”行动，导致有关计划被无限期搁置，而是否和如何推行“国民教育”则由各学校自行决定。
·推行的主客观条件已成熟
“国民教育”之所以在香港推展困难，其实与香港过去的“殖民地”历史有密切关系。在我2020年出版的《思考“一国两制”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在殖民管治下，香港人的国家概念和民族意识难有充分发展的空间。英国人特别忌惮中国内地汹涌的民族主义对其在香港管治的影响。”“英国人在香港对传统中华文化并不抗拒，但从维护殖民管治角度出发，却长期刻意以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手段灌输香港人对中国内地和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态度和对中华文明的轻视，‘亲英’精英、公务员和年轻一辈所受影响尤其显着。”
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不希望在香港引起冲突和不安，特别是不希望在国际上引起对中央落实“一国两制”的质疑，所以没有在香港搞意识形态的“去殖民化”和推动“国民教育”。我在2015年出版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书中指出，“在‘去殖民化’缺位的情况下，香港人对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因由、对香港历史的变迁、对中国与香港的复杂关系、对香港历史与中国历史的相互交织、对影响香港发展的成败得失的因素、对香港人作为中国人的本质、对现代和当代中国历史、对香港与中国乃‘命运共同体’、对社会主义中国、对内地同胞、对香港人在‘一国两制’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责任、对香港社会蕴藏着的大量华夏文化传统与华人社会‘基因’等问题都缺乏足够的认识、瞭解和反思。”
过去几年，中央主动出手拨乱反正，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将反中乱港分子和其背后的外部势力从香港的管治架构驱逐出去，和基本上建立了“爱国者治港”的格局。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反对势力和其支持者再难在香港社会策动政治斗争，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爱港力量因而得以较积极和有效地在学校和社会逐步推行各种与国民教育和国情教育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活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