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有学者指出，为了使《新加坡调解公约》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采取了中间立场，特意将《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某些条款制定得相对模糊。因此，香港应该组织研究对《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更合理的解释和有效实施，利于推动国际调解院的缔约谈判工作。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发展“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心”。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联席会议已于2021年正式通过及发布《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资格资历评审标准》和《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专业操守最佳准则》，供三地调解机构自愿参照和采纳，有望增强企业及大众于大湾区使用调解的信心。此外，《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争议调解示范规则》也于去年12月30日正式发布和施行，深化落实三地调解实务接轨，完善大湾区调解发展。香港需要做好与大湾区的整体规划对接，与大湾区其他城市深化高水准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同时，香港应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获取更好的经验，进一步夯实其作为国际商事调解中心的地位。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国中有43个签署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对于共同发展有迫切的愿望。许多研究建议，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商事争端的解决路径应该遵循协商、调解优先原则，将其作为必经程序，辅之以仲裁、诉讼程序。所以，国际调解院的规则制定与运作，对“一带一路”进一步发展具有保障与推动功效。同时，调解是需要在分清是非和法律得失的基础上进行最大限度的调和，为当事人双方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香港在培养高质量的调解人才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应当进一步利用其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的涉外调解人才。（顾敏康 香港教育大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