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尚有产业承接空间的分工条件下，避免产业出现过早或过快向国外转移，是产业实现有序转移的关键所在
文章认为，大规模产业升级带来的直接经济影响，就是与之伴生的产业跨区域转移。虽然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产业跨国境转移似乎是产业迈向高级化的一般规律。但从空间维度看，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国内具有承接产业大规模转移的广阔空间。因此，在国内尚有产业承接空间的分工条件下，避免产业出现过早和过快向国外转移，是产业实现有序转移的关键所在。
要素存在区域梯度结构是产业转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核心逻辑。产业转移本质是市场分工体系在区域间的重构，而区域分工体系重构则取决于不同区域之间是否存在要素梯度结构，它决定了产业将“转向何处”以及区域能否“承接起来”。若两个区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要素梯度结构，则产业转移不会出现在这两个区域。过去，中国之所以能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其深层次经济逻辑就在于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显着的要素梯度结构。当前，中国产业更多向国内其他区域转移还是向国外转移，取决于中国区域间的要素梯度结构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容纳产业承接空间。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强调的要素梯度结构，既要考虑要素本身的经济成本，也要考虑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
要素本身的经济成本高低为产业跨区域转移提供基础。从要素本身的经济成本来看，中国的省域内和省际间都存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差异化要素支撑条件，为产业在国内实现有序转移提供了基础。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省份差距高达56337元，差距约为3.4倍，而同省域内各地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高的省份也达到了3.3倍。这意味着，国内不同区域支持产业“腾挪转移”的空间仍然宽广。但与此同时，由于过去要素市场存在地区分割现象，地方在吸引本辖区之外生产要素时，也容易对本辖区要素流出进行政策性限制，要素跨区域流动仍然制约着产业跨区域转移。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用好区域要素梯度结构，促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产业在国内实现有序转移。
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高低决定了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差异化的要素经济成本只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但它并不会自然转化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回溯历史，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但那时的低成本劳动力并没有转换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优势，关键原因就在于当时计划经济的制度成本更高，高到无法动员各种低成本要素进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嵌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从加工贸易企业选址及其跨区域扩张的路径来看，也往往是从劳动力成本较高的珠三角开始设厂，然后才逐步扩张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微观路径反映出，低成本劳动力只是产业发生转移的一个基础条件。相对于要素本身的经济成本来说，制度成本对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可能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这样的逻辑下，要有序承接好国内产业转移，承接地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要素成本便宜但制度成本贵”的普遍性问题。特别是当前，中国的产业转移还面临着与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的激烈竞争，唯有在更大程度上降低利用要素的制度成本，通过破除隐性门槛降低市场准入成本，通过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经营负担，通过优化涉企服务降低行政办事成本，通过强化公平竞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通过规范行政权力稳定未来政策预期，才能帮助企业抵消不断上涨的要素成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