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傅高义同样因时间原因未能出席颁奖仪式，发来获奖感言的录音。在2020年去世前，他保持着每日笔耕的工作习惯，案头留下未完成的个人回忆录仿佛是与同行们进行一场从未终止的对话，正如他在感言录音中最后说道，与中国学者一起研究中国的改变——“不亦乐乎！再见啦！”
“内外之问”的新解
2018年中国学贡献奖得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史景迁有感于利玛窦的中国经历，翻遍他的书信手稿，写成《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一书。史景迁在书中记述，1585年利玛窦觉悟要想真正进入中国人的世界，便不能保持局外旁观者的身份。于是，他学习当地语言和礼俗民情，并与中国文士合作编纂词典、翻译儒家经典，从而拉开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的序幕。
在此次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上，卜正民也多次提及“内与外”的思考。1975年，他到复旦大学留学时，未曾想到自己将在中国学领域耕耘半个世纪，更无法想象会获得这份代表这一领域最高荣誉的终身成就奖。“一个基本事实：我不是中国人……我永远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完全理解中国。”这是他与利玛窦共有的一种焦虑，而改变则来自与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的一次对话：朱维铮把中国比喻成一个房间，中国历史学家坐在房间里研究，海外学者在房间外研究，“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需要外国学者”。如醍醐灌顶般，卜正民就此找到研究的方向与定位。
“中国学研究者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要面对‘外国人视角’的挑战。”卜正民的同代人、美国中国学家柯文也曾这样说。文化塑造了群体的自我表达和行为方式，也可能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距离，由此产生刻板印象、矮化或神化对方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西方标准去决定哪些中国故事具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已逐渐动摇，年轻的柯文决心“深入中国，像中国人自己亲历历史一样……而不是关心西方人认为富有价值、自然而然，或符合常规的事物。”他把这种研究视角称为“中国中心观”。这一说法随着他的论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的出版而风靡中外学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