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肇兴杜诗接受的文化史意义
1.陈肇兴杜诗接受继承了杜甫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
杜甫遭遇安史之乱，陈肇兴则经历了戴潮春之乱，虽时空各异，但处境相同。陈肇兴《忆故居》诗云：“张良去国家初破，杜甫游秦盗正骄”，以韩国被灭张良逃匿和杜甫遭遇安史之乱自拟，同遇家国之慨，所谓“家国之慨，前后同归”〔15〕。苏轼云：“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16〕又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7〕罗大经《鹤林玉露》谓东坡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18〕经苏轼发明，忠君爱国遂成为杜甫思想的定评，并广为世人接受。和杜甫的忠义思想一致，远在台湾的陈肇兴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倾向。其忠君爱国思想，一是表现为王朝国家认同感。作为清朝儒学教育的产物，陈肇兴对清王朝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感事述怀集杜二十首序》云：“效班彪之论命，欲悟隗嚣。”〔19〕《三月十六日奉宪命往南北投联庄遇乱避居牛牯岭即事述怀》诗云：“艰难出简书，慷慨论王命。”〔20〕《葭月二十六日喜晤石庄兼话大甲官军捷信》诗云：“曾将王命论班彪，舌烂唇焦语未休。”〔21〕《卜居》诗云：“抑将说隗嚣，辩论穷反复。”〔22〕《感事述怀五排百韵寄家雪洲兼鹿港香邻诸友》：“苦将王命论，劝与圣人氓。”〔23〕西汉末年，王莽败乱，群雄争起，其中隗嚣拥陇自重，欲割据一方，班彪忧时伤世遂作《王命论》，劝说隗嚣等人相信天命，天命在汉室。陈肇兴以戴潮春比喻为隗嚣之流，更以此劝说各庄头人联合起来拥护官府、支援官军，说明陈肇兴对清王朝具有鲜明的国家认同感。二是提出忠义就是自保一方平安。《北投埔义士林锡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庄、简荣卿孝廉、洪玉昆明经及各巨姓头人宴集倚南轩，计议防乱事宜，即席赋赠》诗云：“壬戌二月二十二，春风习习花明媚。……人生浩气秉乾坤，报国何须权与位。但教友助循古风，自保一方即忠义。”〔24〕“壬戌”，即同治元年。这年二月，陈肇兴到北投发动各庄头人联合起来防乱，劝说各庄头人自保一方平安，认为报国无须权重，“自保一方即忠义”〔25〕。又《祭旗日示诸同志》诗云：“方将骋中原，先鞭追祖逖。否则保一方，山川为生色。”〔26〕要么像东晋祖逖那样驰骋中原，要么自保一方平安，山川生色依旧。在戴氏之乱中，陈肇兴通过诗歌创作书写了其忠君爱国之志，正如其次韵北征诗所说“此身虽在野，此心唯向阙”。〔27〕表明杜甫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在千年之后、千里之远的台湾得以传承。
2.陈肇兴杜诗接受代表了清代台湾地区杜诗传播的最高成就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一方面，陈肇兴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正如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三谓：“戴潮春之变，城陷，肇兴走武西堡牛牾（当作‘牯’）岭，谋纠义旅，援官军，几频于险。集集为内山要隘，民番杂处，俗强悍，不读书。肇兴窜身其间，激以义，闻者感动。夜则秉烛赋诗，追悼阵没，语多凄怆，题曰《咄咄吟》。”〔28〕另一方面，陈肇兴在仿杜诗、集杜诗和次杜诗的创作上，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尤其是次杜甫《北征》，堪称千年后第一人，是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最高成就。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云：“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29〕乾隆《御选唐宋诗醇》评杜甫《北征》“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属词比事之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30〕以上两段引文，都说明后世几无次韵杜甫《北征》之作，但“渺渺千秋”之后，远在台湾的陈肇兴却次韵其后，正如台湾知府陈懋烈《陶村诗稿题词》之三云：“浣花溪畔少陵祠，绝代诗才赋乱离。谁料千年才更出，有人继和北征诗。”〔31〕可谓杜甫《北征》之后，一人而已。
3.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肇兴对杜诗的接受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如：
凄怆杜陵叟，流离辽海客。家乡在何处，远望泪沾臆。〔32〕（《三月十六日奉宪命往南北投联庄遇乱避居牛牯岭即事述怀》）
拾橡杜陵叟，负薪朱买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贫。〔33〕（《山居漫兴》）
吾宁学杜甫，悲歌以当哭。〔34〕（《卜居》）
狨啼鬼啸人踪断，杜老悲歌空自叹。〔35〕（《相逢行赠曾汝泉》）
可见，“悲歌”是陈肇兴杜诗接受的指向，正如前引《感事述怀集杜二十首序》所说“盖家国之慨，前后同归；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尔”。〔36〕
陈肇兴杜诗接受还表现在其“以诗纪史”的创作实践中。除前面所论仿杜、集杜、和杜外，《陶村诗稿》七八卷即为其记录戴潮春事件整个过程的诗歌合集。如同治二年二月，作诗《花朝喜闻官军罗山大捷嘉围以解》：“横海谁登大将坛，指挥万骑入罗山。民能死守真知义，贼纵生逃半不还。报国有心欣得间，请缨无路且偷闲。百花满眼添生意，似为官军一破颜。”〔37〕清军收复嘉义，陈肇兴心情无比高兴。“百花满眼”二句，状其欣喜之情，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绝似。林耀亭《重刊陶村诗稿序》云：“读至七八卷，觉当日戴万生之乱状历历如现，可藉以知台湾往昔之史迹。其关系于文献，固不少矣。”〔38〕杨珠浦《陈肇兴先生略传》亦云：“迨同治元年戴万生变，先生慨然投笔从军。彰城陷，只身冒险，逃入集集。日则奋练强悍民番，援官军诛叛逆；夜则秉烛赋诗，追悼阵亡将士，语多忠诚壮烈。”〔39〕
综上分析，杜甫诗歌在台湾的传播始于清代大陆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现为台湾诗人的主动接受，其标志即为李逢时的读杜诗、陈肇兴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诗，其中尤以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最为突出。陈肇兴组诗前后《从军行》作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而集杜二十首、次韵北征作于戴潮春事件爆发期间，背景不同，但忠义之情一以贯之，充分表征了其崇尚杜甫忠君爱国之情，陈懋烈《陶村诗稿题词》之二云：“数载书生戎马间，杜陵史笔纪瀛寰。采风若选东征集，咄咄吟中见一斑。”〔40〕见其“诗史”意义。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反映了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基本面貌。同时，陈肇兴杜诗接受还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其杜诗接受史予以考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602-1895）》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1&ZD272
注释：
〔1〕蒋寅：《李杜优劣论背后的学理问题》，《文学遗产》2022年第1期，第31页。
〔2〕王忠孝：《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卷十，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二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54页。
〔3〕朱景英：《海东札记》卷四， 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四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73页。
〔4〕全台诗编辑小组编：《全台诗》第3册，台湾文学馆2008年版，第67页。
〔5〕同〔4〕，第69页。
〔6〕全台诗编辑小组编：《全台诗》第4册，台湾文学馆2008年版，第279页。
〔7〕同〔6〕，第280页。
〔8〕李逢时《泰阶诗稿》，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七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88页。
〔9〕〔10〕全台诗编辑小组编：《全台诗》，第9册，台湾文学馆2008年版，第264页。
〔11〕〔19〕同〔9〕，第283页。
〔12〕〔27〕同〔9〕，第282页。
〔13〕同〔9〕，第332页。
〔14〕同〔9〕，第352页。
〔15〕同〔9〕，第278页。
〔16〕苏轼着，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第1517页。
〔17〕苏轼着，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王定国诗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册，第318页。
〔18〕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1页。
〔20〕〔32〕同〔9〕，第269页。
〔21〕同〔9〕，第290页。
〔22〕〔34〕同〔9〕，第280页。
〔23〕同〔9〕，第303页。
〔24〕〔25〕同〔9〕，第268页。
〔26〕同〔9〕，第295页。
〔28〕连横：《台湾通史》卷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88页。
〔29〕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411页。
〔30〕莫砺锋主编：《御选唐宋诗醇·杜甫》卷二，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53页。
〔31〕陈肇兴：《陶村诗稿》附录， 陈庆元主编：《台湾古籍丛编》，第七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60页。
〔33〕同〔9〕，第272页。
〔35〕〔36〕同〔9〕，第288页。
〔37〕同〔9〕，第294页。
〔38〕同〔31〕，第359页。
〔39〕同〔31〕，第364页。
〔40〕同〔31〕，第360页。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4年10月号，总第322期，P116-1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