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肇兴杜诗接受的文化史意义
1.陈肇兴杜诗接受继承了杜甫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
杜甫遭遇安史之乱，陈肇兴则经历了戴潮春之乱，虽时空各异，但处境相同。陈肇兴《忆故居》诗云：“张良去国家初破，杜甫游秦盗正骄”，以韩国被灭张良逃匿和杜甫遭遇安史之乱自拟，同遇家国之慨，所谓“家国之慨，前后同归”〔15〕。苏轼云：“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16〕又云：“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17〕罗大经《鹤林玉露》谓东坡又曰：“‘《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18〕经苏轼发明，忠君爱国遂成为杜甫思想的定评，并广为世人接受。和杜甫的忠义思想一致，远在台湾的陈肇兴也表现出忠君爱国的思想倾向。其忠君爱国思想，一是表现为王朝国家认同感。作为清朝儒学教育的产物，陈肇兴对清王朝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感事述怀集杜二十首序》云：“效班彪之论命，欲悟隗嚣。”〔19〕《三月十六日奉宪命往南北投联庄遇乱避居牛牯岭即事述怀》诗云：“艰难出简书，慷慨论王命。”〔20〕《葭月二十六日喜晤石庄兼话大甲官军捷信》诗云：“曾将王命论班彪，舌烂唇焦语未休。”〔21〕《卜居》诗云：“抑将说隗嚣，辩论穷反复。”〔22〕《感事述怀五排百韵寄家雪洲兼鹿港香邻诸友》：“苦将王命论，劝与圣人氓。”〔23〕西汉末年，王莽败乱，群雄争起，其中隗嚣拥陇自重，欲割据一方，班彪忧时伤世遂作《王命论》，劝说隗嚣等人相信天命，天命在汉室。陈肇兴以戴潮春比喻为隗嚣之流，更以此劝说各庄头人联合起来拥护官府、支援官军，说明陈肇兴对清王朝具有鲜明的国家认同感。二是提出忠义就是自保一方平安。《北投埔义士林锡爵招同林文翰舍人、邱石庄、简荣卿孝廉、洪玉昆明经及各巨姓头人宴集倚南轩，计议防乱事宜，即席赋赠》诗云：“壬戌二月二十二，春风习习花明媚。……人生浩气秉乾坤，报国何须权与位。但教友助循古风，自保一方即忠义。”〔24〕“壬戌”，即同治元年。这年二月，陈肇兴到北投发动各庄头人联合起来防乱，劝说各庄头人自保一方平安，认为报国无须权重，“自保一方即忠义”〔25〕。又《祭旗日示诸同志》诗云：“方将骋中原，先鞭追祖逖。否则保一方，山川为生色。”〔26〕要么像东晋祖逖那样驰骋中原，要么自保一方平安，山川生色依旧。在戴氏之乱中，陈肇兴通过诗歌创作书写了其忠君爱国之志，正如其次韵北征诗所说“此身虽在野，此心唯向阙”。〔27〕表明杜甫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在千年之后、千里之远的台湾得以传承。
2.陈肇兴杜诗接受代表了清代台湾地区杜诗传播的最高成就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一方面，陈肇兴继承了杜甫“以诗纪史”的传统，正如连横《台湾通史》卷三十三谓：“戴潮春之变，城陷，肇兴走武西堡牛牾（当作‘牯’）岭，谋纠义旅，援官军，几频于险。集集为内山要隘，民番杂处，俗强悍，不读书。肇兴窜身其间，激以义，闻者感动。夜则秉烛赋诗，追悼阵没，语多凄怆，题曰《咄咄吟》。”〔28〕另一方面，陈肇兴在仿杜诗、集杜诗和次杜诗的创作上，也表现出高度的自觉，尤其是次杜甫《北征》，堪称千年后第一人，是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最高成就。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云：“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序事倾尽为工。至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29〕乾隆《御选唐宋诗醇》评杜甫《北征》“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属词比事之法。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30〕以上两段引文，都说明后世几无次韵杜甫《北征》之作，但“渺渺千秋”之后，远在台湾的陈肇兴却次韵其后，正如台湾知府陈懋烈《陶村诗稿题词》之三云：“浣花溪畔少陵祠，绝代诗才赋乱离。谁料千年才更出，有人继和北征诗。”〔31〕可谓杜甫《北征》之后，一人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