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肇兴对杜诗的接受具有明显的自觉意识。如：
凄怆杜陵叟，流离辽海客。家乡在何处，远望泪沾臆。〔32〕（《三月十六日奉宪命往南北投联庄遇乱避居牛牯岭即事述怀》）
拾橡杜陵叟，负薪朱买臣。悲歌聊度日，不敢怨清贫。〔33〕（《山居漫兴》）
吾宁学杜甫，悲歌以当哭。〔34〕（《卜居》）
狨啼鬼啸人踪断，杜老悲歌空自叹。〔35〕（《相逢行赠曾汝泉》）
可见，“悲歌”是陈肇兴杜诗接受的指向，正如前引《感事述怀集杜二十首序》所说“盖家国之慨，前后同归；亦哀怨之音，古今一致云尔”。〔36〕
陈肇兴杜诗接受还表现在其“以诗纪史”的创作实践中。除前面所论仿杜、集杜、和杜外，《陶村诗稿》七八卷即为其记录戴潮春事件整个过程的诗歌合集。如同治二年二月，作诗《花朝喜闻官军罗山大捷嘉围以解》：“横海谁登大将坛，指挥万骑入罗山。民能死守真知义，贼纵生逃半不还。报国有心欣得间，请缨无路且偷闲。百花满眼添生意，似为官军一破颜。”〔37〕清军收复嘉义，陈肇兴心情无比高兴。“百花满眼”二句，状其欣喜之情，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绝似。林耀亭《重刊陶村诗稿序》云：“读至七八卷，觉当日戴万生之乱状历历如现，可藉以知台湾往昔之史迹。其关系于文献，固不少矣。”〔38〕杨珠浦《陈肇兴先生略传》亦云：“迨同治元年戴万生变，先生慨然投笔从军。彰城陷，只身冒险，逃入集集。日则奋练强悍民番，援官军诛叛逆；夜则秉烛赋诗，追悼阵亡将士，语多忠诚壮烈。”〔39〕
综上分析，杜甫诗歌在台湾的传播始于清代大陆宦台文人，至晚清而表现为台湾诗人的主动接受，其标志即为李逢时的读杜诗、陈肇兴的仿杜、集杜和次杜以及林豪的集杜诗，其中尤以陈肇兴的杜诗接受最为突出。陈肇兴组诗前后《从军行》作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期间，而集杜二十首、次韵北征作于戴潮春事件爆发期间，背景不同，但忠义之情一以贯之，充分表征了其崇尚杜甫忠君爱国之情，陈懋烈《陶村诗稿题词》之二云：“数载书生戎马间，杜陵史笔纪瀛寰。采风若选东征集，咄咄吟中见一斑。”〔40〕见其“诗史”意义。陈肇兴杜诗接受是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重要标志，反映了杜甫诗歌在台湾传播的基本面貌。同时，陈肇兴杜诗接受还是清代杜诗学盛行的主要表征之一，是清代中期以来杜诗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其杜诗接受史予以考察。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闽台海疆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602-1895）》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1&ZD27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