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川云：至于汤某退还25万元给薛某，是在张建伟被留置调查后，汤某基于与张建伟的特殊关系，帮助张建伟掩饰其犯罪行为的表现。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因此，如果退还或上交是为了掩饰犯罪，即使行为人受贿行为还没被组织掌握，也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本案中，汤某是在张建伟被留置后，为了掩盖张建伟的受贿行为而退钱，因此，不影响张建伟受贿罪的认定。
2022年9月，张建伟得知黄某甲被留置后，与张某、薛某商定由张某出钱、薛某“跑关系”，后张某交给薛某25万元，该起事实如何定性？
吴雨璘：本起事实中，受贿人是张建伟，行贿人是张某。张建伟与张某、薛某约定由张某出钱、薛某去“跑关系”，张建伟与张某已经达成了行受贿的意思联络。张建伟作为时任广安区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具有管理张某所在房地产公司的职权，张某同意出钱也是基于张建伟的职权，其提供的资金本质上是张建伟职权的对价。张某按照张建伟的授意将款项交给薛某，仅是贿赂款的指定去向，薛某以协调关系为由从张某处拿到25万元后，张某、薛某均将已转钱、拿到钱事宜告知张建伟，张建伟受贿属于既遂。此后，即使薛某并未将款项用于协调关系，而是用于个人开支并退还给张某15万元，并不影响张建伟受贿行为及金额的认定。
吴承光：本案中，张建伟主观上对行受贿数额具有概括性故意。在受贿案件中，概括性故意经常表现为行为人对收受的财物价值虽没有明确的认知，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张某系张建伟的管理和服务对象，张建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求张某出钱由薛某去“跑关系”，尽管其对张某具体最终会出多少钱、薛某将款项送予谁均不明确，但张建伟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后张某将25万元交给薛某，意味着践行了承诺，并且张某、薛某都将转款一事告知了张建伟，虽然张建伟对于转账的具体金额不清楚，但张建伟收取贿赂的意志是清晰的，对张某拿出的款项数额以及款项由薛某运作均认可，对收受张某钱款的数额具有概括性故意，且25万元未明显超出张建伟认知，因此，可以认定张建伟对这25万元构成受贿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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